【关键词】春秋会盟　历史作用　霸主政治　经济盟约　战争　列国交往　文化交流

　　春秋时期，会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类型多样，而且次数空前频繁。前人在概括春秋形势特点时常说：“世道交丧，盟诅滋彰”【1】、“侵伐盟会，无时无之”【2】，诚为不刊之论。可以说，春秋是会盟的兴盛时期【3】。

　　春秋会盟是中国奴隶社会衰落时期【4】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奴隶制遭破坏、大国争霸、礼乐废坏的社会现实。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春秋史，就必须对春秋会盟进行探讨。

　　春秋会盟作为统治阶级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纠纷的重要手段【5】，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治、经济、军事、列国交往、列国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鉴于前人对此研究不够【6】，本文拟从以上五个方面对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会盟在政治上的作用

　　（一）会盟是实行霸主政治的手段。西周时，天子有无限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天子册封一些方伯，代表自己坐镇一方，进行统治。春秋时期，王权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8】，出现了霸主政治。霸主政治象方伯政治一样，也是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

　　春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9】的社会心理驱使着人们仍然尊崇周室。霸主迎合人们这种心理，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帜，提出“奖王室”【10】的口号。当王室发生内乱或遭侵凌时，就举行会盟，帮助王室平定混乱。如王室的王子克、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等发动的叛乱，便都是霸主或大国诸侯帮助平定的。鲁昭公三十二年的狄泉之盟，任务是“城成周”【11】，从而屏卫周王室。霸主还帮助王室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如鲁昭公二十五年的黄父之会，晋赵简子就“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

　　救助王室的会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王室衰微的过程，但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类会盟的主持者多为霸主，而霸主尊王常常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从而争取更多的与国、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使霸主代替周王号令诸侯成为历史的必然。

　　霸主不仅用会盟救助王室，还用会盟在列国中推行霸政。《国语·晋语七》：“（悼公）四年，诸侯会于鸡丘，于是乎布命……。”韦昭认为：“命谓朝聘之数，同好恶、救灾患之属。”可见，会盟是霸主推行霸政的方式之一。

　　春秋时，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普遍存有反战愿望和重视会盟的心理【12】。而且，在会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用武力取得的还要多，所以，会盟便成为霸主常用的推行霸政的手段之一。齐桓公自北杏之会始，共举行十多次会盟，史载“衣裳之会十有一，兵车之会四”【13】即是其例。

　　霸主用会盟推行霸政，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霸主通过会盟制定新的等级礼及其它制度。《国语·鲁语上》载会的目的云：“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霸主们深谙此理，常用会盟制定新的等级礼。这种等级礼主要体现在会盟时的次序中。齐桓称霸前，陈因国小，盟会皆序于卫下；齐、楚争霸时，齐桓因陈地居要枢，故进其班，使在卫上。又如，齐桓卒后，宋、楚争霸，陈在蔡上；楚合诸侯时，不进陈班，陈复居蔡下【14】。有人经过研究，发现齐、晋主盟和楚主盟时，诸侯的排列次序并不相同【15】。可见，霸主在排列诸侯国次序时，不仅以西周王室所颁的爵秩为标准，而且加进了地理位置、与自己的亲疏关系等因素，这样便形成了春秋时新的等级礼。此外，列国对霸主的贡赋、朝聘、贺吊、随征等制度也往往是在会盟时制定的【16】。

　　其二，霸主用会盟解决联盟内部的纠纷。《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说：“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所谓“不协”即是有纠纷。一种情况是解决一国之内的纠纷。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温之会，卫侯与大臣元咺就杀卫侯弟弟叔武之事争讼，晋国进行裁决，结果“卫侯不胜”，被抓起来押送到京师；鲁襄公二十六年，卫人侵犯孙氏食邑戚地，晋合诸侯于澶渊，“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重新划定了孙氏食邑。霸主又常在会盟中发号施令，平息列国间争端。鲁襄公十六年，“会于溴梁，命归侵田”，晋平公让各国归还侵略所得的田邑，从而维护同盟的稳定。又如，鲁昭公元年的虢之会，莒人将季武子伐莒取郓之事报告给霸主——楚国，楚为解决矛盾，就曾想杀掉鲁使。

　　其三，霸主用会盟保护同盟小国。鲁庄公三十年，因为山戎侵犯燕，所以齐与鲁遇【17】于鲁济，图谋对付山戎的办法；《左传》襄公十四年：“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当同盟之国遭强敌侵犯时，霸主便出面加以保护。

　　其四，霸主用会盟处置贰逆之国。春秋时的霸主所掌握的往往只是局部地区的霸权，在霸主的联盟之外，还存在着一些中立的、敌对的势力。这些势力对霸主的联盟是个威胁。因此，霸主常用会盟检验同盟国家对自己是否有异心。一旦发现有贰逆者，就用各种手段使其驯服，再用会盟加以巩固。《左传》文公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与，晋郤缺以上军、下军伐蔡”，这是用会盟对同盟国进行检验；鲁宣公九年的扈之会，《左传》曰：“讨不睦也”，杜注：“谋齐、陈”，这是在会盟中商讨惩治携贰者的方法；《左传》成公九年：“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当同盟诸侯有贰心时，霸主就用会盟来巩固自己的阵营；《左传》文公二年：“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则是用会盟处置贰逆之国。

　　（二）会盟是大国结与国、壮大实力从而达到称霸目的的方式。春秋时，大国运用会盟争霸，并以当上盟主作为称霸的标志【18】。比如，齐桓卒后，齐、楚、宋三国就用会盟的方式争霸，于是有齐之盟、鹿上之盟、盂之会、薄之盟【19】，直到践土之盟晋当上盟主，争霸会盟才告一段落。大国用会盟结与国、壮大实力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用会盟亲近友好国家，巩固自己的阵营。鲁僖公二十七年，楚在与晋决战于城濮的前夕，与鲁、陈、蔡、郑、许诸友好国家结盟于宋，便是典型的例证。面对强敌威胁，先巩固自己的联盟，此乃至关紧要的第一步。

　　第二，用会盟争夺中间力量，改变同对手的实力对比。争夺的重点是地理位置重要的或实力较强的国家。陈、蔡、郑、许、宋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陈、郑、宋都位于黄河以南的战略要枢。郑在西，宋在东，陈则处于宋、郑之间。得郑就可以控制西方诸侯，得宋就可以左右东方诸侯，得陈则可以制服郑、宋【20】。因此，大国除进行征战，还采用会盟的手段，逼迫、引诱这些诸侯国归附自己。《左传》成公九年：“楚人以重赂求郑，郑伯会公子成于邓；”《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汶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竟不惜采用贿赂的方式加以拉拢，可见，对楚来说，得郑何其重要！

　　力量较强的诸侯国在大国争霸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向背往往可以决定争霸的成败。例如，在晋、楚争霸中，实力强大的秦就是重要的中间势力。城濮之战，晋联秦重创强楚，使它长时间不敢北顾。后来，秦从晋的阵营中分化出去，倒向了楚联盟，楚才能与晋抗衡，直至共主会盟。所以，大国常千方百计对较强国（如齐、秦等）进行拉拢，力图使与对手的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用会盟分化敌对势力，削弱对手力量。争取的大多是地理位置较重要的对方盟友。如，江、黄在楚的东北面，可出兵截齐后路，所以，齐桓攘楚时设法将它们从楚联盟中分化出来，一会于贯，再会于阳谷【21】。这样，就使对手失去股肱和屏障，实力进一步减弱。

　　（三）会盟是列国维持各国内部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的工具。春秋时，中国奴隶社会走向衰落。反映在各诸侯国内部，嫡长子继承制等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破坏，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各国统治阶级用会盟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春秋时，立贤、立爱之事时有发生。郑武姜欲立叔段，宋宣公舍子与夷而立弟穆公，穆公舍其子公子冯而立兄子殇公，鲁庄公问后于叔牙【22】等，都反映出嫡长子继承制面临着挑战。而君统继承上的争斗又往往是与国君妻妾关系上的混乱分不开的。晋献公宠骊姬，周王以狄女为后都引起了君统继承上的纠纷。当时人认为“并后、匹嫡”是“乱之本”【23】。因此，在会盟的约文中反复强调“无易树子（树子即嫡子），无以妾为妻”【24】，力图对嫡长子继承制的破坏加以制止，从而避免发生诸子与嫡长子争夺君位的情况，使君位得以顺利地传递。

　　春秋初期，各国大族兴起。列国大世族，如鲁国的展氏、臧孙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东门氏出自庄公。齐国的管氏、鲍氏、崔氏、庆氏等，也强大于春秋前、中期。郑国的七穆出自穆公。宋国的戴、庄、桓等大族，晋国的六卿，卫国的孙、宁等强族都形成于春秋前期【25】。大族的兴起对公室构成威胁，所以，公室对大族展开了激烈的、血腥的斗争，晋献公对诸公子的屠杀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人们也看到了公室与大族关系的另一面。由于这些大族多为公族，公室的存在又需要公族的拱卫。公室好比树的主干，公族是枝叶，尽去枝叶，主干也必然要死亡【26】。因此，葵丘之盟约文中特地规定“无专杀大夫”【27】，旨在纠正过激行为，让大族屏藩公室。但是，它并没有彻底平息公室与卿大夫的斗争，却导致了后来事情向另一极端发展，纵容、姑息大族，养痈遗患，使“礼乐征伐自大夫出”【28】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

　　面对公室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愈演愈烈的斗争，不仅各国内部国君、大夫经常结盟，而且，列国也频繁会盟。当他国新君君位未定或犯臣作乱时，列国常用会盟图谋平定之策。鲁桓公十一年的鲁、宋、陈、蔡等国的折之盟是谋定郑厉公之位，鲁昭公二十六年的齐、莒、邾、杞等国的鄟陵之盟，二十七年的晋、宋、卫、曹等国的扈之会都是准备将被季氏赶跑的鲁昭公送回去。

　　有时，国内频繁举行的会盟，虽暂时缓解了矛盾，却埋下了诱发新的斗争的祸根。在这些盟中，与盟者并非皆出于自愿。如，《左传》定公五年：“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又哀公十五年《传》载宋太子疾“迫孔悝于厕，强盟之”，胁迫对方与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受要挟的一方虽暂时屈从，但绝不会心甘情愿，故而仍存在爆发新的斗争的可能。

　　列国介入他国内乱的会盟，使他国内部斗争国际化，扩大了斗争规模，加剧了激烈程度。鲁襄公二十一年的商任之会、二十二年的沙随之会，都是晋侯为了“锢栾氏”而举行，本来是栾盈等卿大夫与晋公室的斗争，后来，齐、楚等国也卷入了；定、哀之际，晋国范氏、中行氏作乱，为支持叛乱者，鲁定公十四年齐、鲁会于牵，齐、宋会于洮，鲁哀公元年齐、卫有乾侯之会，齐、鲁、卫、宋都介入了晋国卿大夫之间的争逐。特别是几个国家同时插手且意见相左或与该国国内占上风的一派意见不同时，势必引起激烈的派系斗争，鲁纳齐公子纠、秦纳晋文公皆为其例。实际上这类会盟对他国内部斗争的升级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会盟对维持各国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鲁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内部的宛濮之盟，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局势。“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鲁哀公二十六年宋六卿逐走大尹后，达成了“三族共政，无相害也”的协议，使旧的奴隶制得以继续苟延残喘。

　　二、会盟在经济上的作用

　　会盟的目的之一是制定贡赋之数，孔子就说过：“合诸侯，艺贡事，礼也”【29】，孔颖达解释道：“限艺贡赋之事，使贡赋有常”【30】。《国语·鲁语》也说会盟可以“制财用之节，”韦注云：“牧伯差国大小，使受职贡也”。春秋时，霸主常用会盟来制定贡赋制度。

　　当时，弱小国家对王室、霸主、大国皆有贡赋。鲁僖公四年的召陵之盟，管仲责楚不向周室纳贡；鲁昭公二十五年的黄父之会，赵简子号令“输王粟，具戍人”，对各国应出的人粟之数作出了规定，这是对王室的贡赋。《左传》襄公八年：“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所谓“朝聘之数”，即朝聘时所携带的贡赋的数量，如鲁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去晋国朝聘时所携贡币之类即是，这是对霸主的贡赋。另外，当时弱国对强国也有贡赋【31】，所以，才有大国争着将小国当作自己的附庸之事【32】。当然，交纳贡赋主要是表示政治上的臣属或依附关系，但却以经济活动的方式出现。

　　列国还通过会盟制定经济盟约。葵丘盟辞规定“无曲防”，阳谷约文有“无障谷”，亳邑盟辞规定“无雍利”【33】，一再强调不能因专水利而阻断川谷。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水利灌溉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从部落联盟时代开始，人们就同水灾展开了斗争。春秋时，列国林立，彼此敌视，各国在水利问题上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行动。但是，各行其是对各国都不利，所以，盟约对各国的行动作出了一些规定。这些规定在协调各国的行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又，葵丘盟辞规定“无遏籴”；阳谷约文有“无贮粟”，何休注云：“有无当相通”；亳邑盟辞有“无蕴年”，杜预注说：“蕴积年谷而不分灾”【34】。这些约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平时互通有无，二是遇灾时大力赈济。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对粮食的流通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会盟对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也有影响。吴为了能与诸侯在黄池相会，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连接沂、济，贯穿宋、鲁的运河【35】，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

　　三、会盟在军事上的作用

　　春秋会盟在军事上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会盟对战争的影响上。

　　春秋时，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争霸战争连绵不断。据顾栋高统计，仅《春秋》242年间，晋、楚交兵17次，秦、晋交兵18次，秦、郑交兵49次。郑、宋等弱国受害尤烈。郑遭兵灾72次，宋遭兵灾46次【36】。而会盟又与战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特有的战争与会盟同步发展的局面。可以说，春秋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会盟史”。

　　会盟与战争都是政治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会盟是政治斗争的和平形式，战争则是政治斗争的暴力形式。会盟可以使有嫌隙的国家解怨、修好，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会盟可以使冲突的双方寻找一条解决问题的合适途径，从而推迟甚至避免战争。只有在会盟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战争才成为必要手段【37】。而武力冲突之后，敌对的各方为赢得一定的间歇时间，还要进行会盟。

　　春秋时的会盟对战争的爆发和加剧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鲁僖公四年的召陵之盟就避免了齐、楚两国的直接战争。特别是两次著名的“弭兵”大会【38】，缓和了当时剑拔弩张的列国局势，使战争得以短时期地避免，从而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会盟是战争的暂时终结，交战双方以结盟的方式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例如，鲁襄公二十五年的重丘之盟是伐齐战争的结束，鲁昭公七年的濡上之盟标志着齐与燕的战争告一段落。但是，会盟又常是新的战争爆发的间接诱因。

　　首先，由会盟而结成的联盟往往是具有进攻性质的军事集团，而不同的联盟之间，由于根本利益的冲突，存在着爆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

　　其次，会盟改变了不同联盟的实力对比。鲁僖公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鲁、卫、莒有洮之盟、向之盟，壮大了鲁联盟，打破了齐、鲁对峙的僵局；鲁襄公二年的戚之会，齐、滕、薛、小邾加入晋联盟，使其实力大增，改变了与楚联盟的实力对比，这就破坏了联盟与联盟间暂时的平衡与稳定，使爆发战争的潜在可能性增大。

　　有时，会盟带有炫耀武力、威慑对手的性质。鲁僖公四年的召陵之盟，“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并且夸口：“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明显地向楚示威。霸主或大国用来争夺中间势力（如陈、郑、宋等）的会盟，也都有向敌对集团炫耀实力的意思。当然，这些会盟也能暂时解决一些矛盾，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从长远观点看，它却会震惊敌对集团，唤起他们的危机感，挑起他们拼争的欲望，使得军备竞赛规模升级。这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从潜在变为现实。

　　再次，由于会盟对战争的裁决的不公正，尤其是对战败一方的苛刻制裁【39】，使得敌对双方的矛盾不仅未消除，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只是暂时处于隐蔽状态而已。一旦时机成熟，这便成为爆发战争的导火线。

　　《左传》文公七年：“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非德，何以主盟’？”可见，春秋时，霸主将战争与会盟当作保持霸权、推行霸政的两个杀手锏使用。由于会盟所结成的联盟的稳定性既决定于联盟与联盟之间实力对比的稳定程度，也决定于实力对比的悬殊程度，所以，霸主或大国不仅为迫使弱国参加会盟而频频发动战争，而且还常常用战争重创强大的对手，从而求得自己联盟的稳定。这在强国争霸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鲁宣、成、襄之世，正值晋成、景、厉、悼与楚庄、共争霸，战争就特别多。仅晋景公时晋就三次出兵救郑，导致爆发两次大的战争。因此，会盟又刺激了战争的频繁爆发。

　　就这样，战而后盟，盟而后战，会盟与战争象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时人说：“君子屡盟，乱是用长”【40】。会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奴隶制度的衰落问题，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遏止战争。在会盟与战争的交替进行中，中国的奴隶社会一步步走向它的大转折时期——战国。

　　四、会盟对列国交往的作用

　　春秋时仍存在着“睦邻友好”的思想【41】，因此，会盟作为列国修好、结援的一种形式，有它的积极作用。《左传》僖公十九年：“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鲁襄公三年的鸡泽之盟，是晋联盟想跟吴结好。特别是国君新即位时，更是频繁地与他国会盟，从而谋求支持，巩固君位。最典型的是鲁隐公刚当上国君的时候，屡与周边国家结盟。隐公元年，与邾盟于蔑，与宋盟于宿；二年，与戎会于潜、盟于唐；四年，与宋遇于清；六年，与齐盟于艾。通过一系列会盟，改善了同当时强国宋、齐的关系，巩固了与邾、戎的关系。

　　当国与国之间有嫌隙时，列国常用会盟做和解工作，并以敌对双方共同参加会盟作为和解的标志。一种情况是两国自动用会盟解决纠纷，实现和解。鲁僖公十五年九月，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遭擒，“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就放归晋侯之事与秦交涉；鲁隐公七年的宿之盟是宋与郑和好；鲁文公十六年的郪丘之盟是鲁与齐和解。另一种情况是经人调解，两国才重归于好。鲁桓公十七年鲁侯、齐侯、纪侯盟于黄，就是鲁做和好齐、纪的工作。鲁桓公为和解宋、郑，两年之中与宋四会一盟【42】，竭尽全力做说服工作。

　　当他国遭自然灾害时，列国也常用会盟谋求救助的方法。《左传》襄公三十年：“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宋遭火灾，大夫们会于澶渊，商议给予援助。

　　会盟还可用来商讨对付共同的敌人的办法。鲁隐公九年冬，齐、鲁会于防，《左传》曰：“谋伐宋也；”鲁桓公二年秋，蔡侯、郑伯会于邓，合谋对付强楚；鲁桓公十六年，鲁、宋、蔡、卫会于曹，协商讨伐共同的敌人——郑的计划。

　　春秋时，列国处理其它国际间的具体事务也常常会盟。鲁襄公五年的善道之会，是晋想会吴而使鲁、卫先行接触，告诉吴国会期；鲁昭公三十二年的狄泉之盟，商量“城成周”的事宜，分配各国应出的赋役；鲁庄公二十三年的扈之盟，是齐、鲁欲结姻好；鲁桓公元年的垂之会、越之盟，是鲁、郑商量易许田之事。可见，春秋时列国从处理联姻到分配赋役等国际事务都离不开会盟。

　　五、会盟对列国文化交流的作用

　　春秋时，会盟可以使中原列国以至于华夏与夷狄进行礼俗交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黄父之会，赵简子就曾问郑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这是中原列国交流礼俗的事例。《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这是华夏与夷狄交流礼仪、习俗的例证【43】。华夷礼俗的互相交流，使得春秋时出现了一些华夏国家会盟采用夷礼的事。如鲁襄公二十九年的杞与鲁盟，据杜预注，就采用了夷礼【44】。夷狄与华夏礼俗的交流，从一个方面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会盟时使节常赋诗，或用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或用来交涉事务。鲁襄公十九年，鲁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赋《载驰》的第四章，想结晋国作为外援；鲁襄公二十七年，楚■罢如晋涖盟而赋《既醉》，表明自己崇尚有德者的志向。这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

　　会盟时使节所称颂的优良品德会在参加国中广为传扬。鲁襄公二十七年的宋之盟，“子木问于赵孟范武子之德，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回去告诉了楚王，楚王大为叹服。这种优秀人物品德的传扬也是会盟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的一个方面。

注释：

【1】《谷梁传》隐公八年范注。
【2】高闶：《春秋集注》桓公十二年。
【3】有人将春秋时期的盟与西周、战国时的盟加以比较，得出了“春秋时代为盟的时代”的结论（见曾志雄：《侯马盟书研究》第17页注【13】）。而春秋时期见于史籍的盟多是统治阶级为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纠纷而举行的，会盟常相连而行且有时不易区分，所以，我们将“盟”与“会”放到一起加以考察，认为春秋是会盟的兴盛时期。
【4】春秋是奴隶社会衰落时期，说见金景芳师《中国奴隶社会史》。
【5】《周礼·秋官·司盟》所载的行于平民间的用于解纷止讼的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6】前人研究会盟，多致力于礼仪的考证。仅台湾学者刘伯骥于本世纪60年代出版专著《春秋会盟政治》，研究过这个问题。
【7】【8】【28】《论语·季氏》。
【9】《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语，《史记·楚世家》同。
【10】践土、亳邑盟辞都有“奖王室”的条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公十一年。
【11】事见《左传》。以下凡见于《左传》者，不再一一注出。
【12】晋韩宣子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越范蠡言：“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史记·越世家》），表明人们对战争的厌恶之情。《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说：“夫合诸侯，国之大事也”，《左传》昭公元年鲁大夫叔孙言：“诸侯之会，卫社稷也”，则表明人们重视会盟。
【13】此是《谷梁》说。《论语》是“九合诸侯”之语，《国语·齐语》云：“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史记·封禅书》却说：“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齐世家》亦同。二者释“九合”时迥异。而且，《晋世家》亦载晋倬公曾自言“九合诸侯”。因此可知“九合”乃泛言其多，不必确指。
【14】详见杜预《春秋释例·班序谱》。
【15】详见张心澂：《春秋国际公法》第三章第五节第二款。
【16】《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平丘之会，“及盟，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矣’”。子产所争的“承”，杜预以为是“贡赋之次”。可见，作为霸政的一个方面——贡赋制度，是霸主在会盟中制定或修改的。
【17】遇有四说：冬见曰遇、不期而会曰遇、未及期相见曰遇、简礼曰遇。前人（杜预、顾栋高、姚彦渠等）多认为春秋时期的“遇”与会无甚区别，因而不作严格区分。本文也采用这种做法。
【18】古籍中，霸主又称“盟主”。《左传》就有很多将霸主称作“盟主”的记载，例如成公二年、成公三年、成公八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等《传》文。
【19】齐之盟在鲁僖公十九年，鹿上之盟、盂之会、薄之盟都在僖公二十一年。
【20】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所引卓尔康之说。
【21】事在鲁僖公二年、三年。
【22】见《左传》隐公元年、三年，庄公三十二年。
【23】《左传》桓公十八年载辛伯语。
【24】葵丘、阳谷约文都有此条，见《孟子·告子下》、《公羊传》僖公三年。
【25】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44页。
【26】《左传》文公七年：“乐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向语：“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正反映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27】《孟子·告子下》。
【29】《左传》昭公十三年。
【30】《左传》昭公十三年疏。
【31】《左传》哀公十三年载子服景伯语：“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无不及焉，以为伯也”，鲁对吴、晋的“职贡”，即是对霸主、强国的贡赋。据吕思勉考证，“贡赋之多少，视其国之大小，亦视所贡之国之大小”，“所贡之国”即指霸主、强国（《吕思勉读史札记，霸国贡赋》）。
【32】鲁襄公曾向晋请求“属鄫”；宋之盟时，“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等，都是大国争小国为附庸，从而向小国征收贡赋或转嫁负担的例证。
【33】【34】见《孟子·告子下》、《公羊传》僖公三年及何注、《左传》襄公十一年及杜注。
【35】《国语·吴语》：吴“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
【36】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37】如鲁桓公为使宋、郑和好，进行了一系列的会盟，当会盟不起作用时，才爆发了战争。
【38】事在鲁成公十二年及鲁襄公二十七年。
【39】战败方参加会盟往往有出人质、送财物、割田邑等附加条件。《左传》成公二年：“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成公十年，晋“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更是既有人质，又送财物（包括手工业奴隶）。
【40】《诗·小雅·巧言》。
【41】《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富辰引诗“协比其邻，昏姻孔云”，《左传》隐公六年载陈五父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都反映了这种思想。
【42】事在鲁桓公十一、十二年。
【43】当时人们将不守中原礼仪的国家，都看作夷狄之国，如视楚、吴、越皆为夷狄。
【44】《左传》曰：“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杜注：“贱其用夷礼。”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1994年06期第45-51页

【作者简介】张全民，1968年生，现为吉林大学古籍所讲师、博士生。本文为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导师是吉林大学古籍所陈恩林教授。

why you need to mode spirits the times you pvp
rastreamento correios LVMH Moet Hennessy Management Discusses Q3 2013 Results

　　【关 键 词】战国时期；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实物税；占租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浙江杭州　310036

　　《周礼·天官·大宰》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文中的九赋指国家的九项税收。其中的前六项属于农业税，第七项“关市之赋”和第八项“山泽之赋”大体属于工商业税。这基本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税收概况。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打算重点谈一谈战国时期的关市与山泽之赋。关于这方面的传世文献并不丰富，因此早期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很充分。战国时期的古玺、金文、简牍等古文字资料中有一些是与战国时期的关市与山泽之赋相关的，古文字学者在阐述这些古文字资料的时候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们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因此，本文准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利用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各类古文字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对战国时期的关市与山泽之赋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讨论。要指出的是，为了说明问题，文中也用到了一些汉代的资料。

一、关市之赋

　　战国时期，从事私营工商业的人要缴纳关税和市税。《孟子·滕文公下》曾提到“关市之征”，它与《周礼·天官·大宰》提到的“关市之赋”实为一事。从《周礼》的记载看，当时还有门征（详下）。可见，“关市之赋”包括市征和门、关之征。那么，市征和门、关之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一）市税

　　《周礼·地官·廛人》：“廛人掌敛市緻布、總布、质布、罚布、廛布而人于泉府。”江永对此有详细的解说：

　　欲布，市之屋税；總布，货贿之正税；廛布者，市之地税也。古者建国，王立朝，后立市，国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财所成，故有屋税。廛者，停货物于此，则有地税。……此（引者案：质布）即偿质剂之布也。古未有纸，大券小券当以帛为之。交易以给买者，而卖者亦藏其半。质剂盖官作之，其上当有玺印，是以取买卖者之泉，以偿其费，犹后世契纸有钱也。

　　罚布有三：质人罚度量淳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师罚诈伪饰行慝者，二也；胥罚有罪者，三也。【1】

　　从中可见，市赋所包涵的名目比较多。对长期在官市中经营的本地的小手工业劳动者而言，他们应缴纳的税类主要是市肆税（絘布）和交易税（總布）。

　　战国秦汉时期，城邑中的市是封闭式结构，四周有围墙，大抵四面各开一门。市内有提供给私营工商业者的整齐的经营场所——列肆。【2】市肆由官府修建，手工业者利用市肆出售产品就需交税，这种税被称为“紙布”。

　　前引《周礼·地官·廛人》文下郑司农注曰：“敞布，列肆之税也。”《释文》：“絘，或本作次。”《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小人游，贷乎如人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王引之指出：“次即肆也。”【3】“鲍鱼之次”即“鲍鱼之肆”。“紋布”即“次布”，指市肆税。

　　其次要缴纳交易税（大致应相当于现在的“增值税”）。前引江永所云“總布，货贿之正税”，就是指商品交易税。交易税又称为市租。《商君书·外内》：“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云：“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日得千金。”

　　《管子·大匡》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是说从事私营工商业的人要缴纳五十分之一的市租。《管子》一书所言的制度多为理想，不知道这个税率是否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制度。

　　（二）门税

　　西周春秋时期实行一种特殊的城乡分治的社会结构，称为国野制度。“国”的本义指都城，广义的“国”则包括国都以及郊以内的广大区域，根据《周礼》的记载，在国都外郊以内设有六乡；“野”本指郊外的区域，《说文·里部》：“野，郊外也。”根据《周礼》的记载，在“野”这块区域又设有六遂。国都与作为本义的“野”的中间有一块区域称为郊，它可以看做国与野的分界区。【4】

　　春秋时期已有门征。《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宋公于是以门赏形班，使食其征，谓之形门。”杜预注：“门，关门；征，税也。”杜预以门为关门。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七“以门赏形班”条主张形门是国都之门，不是关门。【5】当可信。这样看来，春秋时期出入国都之门就要缴税。

　　战国时期，随着都城规模的扩大，中小城邑的增多，有关城门的记载就多了起来。我们可以古玺资料为例：

　　[1]三晋：焛门。【6】

　　[2]三晋：阳门。【7】

　　[3]三晋：昌门。【8】

　　这些属于官署用印。有些门当是因地而名的，如“焛门”之焛是赵国的县。【9】焛门当指焛县县城的门。

　　有些城邑的城门还不止一个，如：

　　[1]三晋：上东门玺。【10】

　　[2]三晋：下南门。【11】

　　[3]三晋：上西门。【12】

　　[4]三晋：西门。【13】

　　[5]三晋：下西门。【14】

　　这几个门没有标出地名。从[3][4][5]来看，西面有三门，正门为西门，其左、右各有一门，称为上、下西门。

　　这些当然不一定是同一座城邑的城门。不过既有上东门，当有与之对应的下东门，甚至还可能有中东门。这可以参考东汉洛阳城门的情况。东汉的洛阳城，四面各有三个门，应劭《汉宫仪》云：“洛阳十二门，东面三门。最北[门]名上东门，次南曰中东门。”【15】那么，洛阳城东面的门从北向南依次应为上东门、中东门、下东门。

　　《周礼·地官·司门》：“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以其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郑玄注：“正读为征。征，税也。”“正其货贿”当指征收外来工商业者所携货物的过门税（详下）。

　　（三）关税

　　从史料记载和出土的资料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不少关。国境上有关，国境内也有关，这在古文字资料中有不少记载，例如：

　　[1]齐：（祢）关。【16】

　　[2]楚：高（？）关。【17】

　　[3]三晋：句丘关。【18】

　　这些属于官署用印。这些关前均有地名，“某某关”即位于某地之关，如祢关就是位于祢地之关。【19】

　　古代的关主要是为了防卫，《孟子·尽心上》：“古之为关者，将以御暴”，赵歧注：“古之为关，将以御暴乱，讥闭非常也。”战国时期的关吏有“将”，【20】应是负责关卡事务的武官。另有“司关”，【21】当是掌管关卡各项事物的职官。

　　东周以来，关卡也对出入的民众征税。《左传》昭公二十年曰：“倡介之关，暴征其私。”杜预注：“迫近国都之关。”可见，古代的关确实征收关税。《战国策·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章载：“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凡是出入关卡的人都要缴税。【22】

　　战国时期齐国的陈纯釜铭文载：

　　釜：陈犹立事岁，歌（？）月戊寅，于兹安陵邑，命左关币射（？）敕室，左关之釜节于廪釜。敦者曰陈纯。【23】

　　敦是攻治的意思。【24】陈犹当是中央手工业机构的负责人，左关币（师）则是左关负责主造此器的工师，工匠名叫陈纯。这件釜在安陵制作，陈纯当是安陵邑的官营手工业劳动者。这件釜是为左关制作的收税所用器。

　　包山楚简文书类第149号简载：“陵尹墒以杨虎敛关金于邾敚，口仿之新阳一邑、需（灵）地一邑、厉一邑、一邑、房一邑、倍楮一邑、新倍一邑，与其，女？一赛，涅一赛、一赛、斪一赛。不量其关金，将升之于其尹令。陵尹之相余可内之。”【25】其中的“关金”似即关税。【26】这是针对国境内的关卡所收的关税。

　　对工商业者而言，关税主要指货物税。《周礼·地官·司关》：“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郑玄注：“征廛者，货贿之税与所止邸舍也。”贾公彦疏：“谓关上以货出入，有税物。”此处的“征廛”指征与廛二事，征是货贿出入关之税，如果在关下邸舍暂歇，将货物存放于此，还要缴纳廛税。

　　《管子·幼官》：“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管子·大匡》：“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二者所说关税的税率分别为百分之一和五十分之一。前已指出，《管子》所言制度多为理想，所以它们是否可以看作战国时期关税的税率尚有疑问。

　　（4）关、门、市联官而治

　　关、门、市之间并非隔绝，而是有联系的。《周礼·地官·掌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周礼·地官·司关》也说：“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郑玄说：“自外来者，则案其节，而书其货之多少，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司市。自内出者，司市为之玺节，通之国门，国门通之关门。参相联以检猾商。”郑玄此注主要就关、门、市之间相互配合，以检核货物多少、种类而言的。惠士奇进一步认为：“自外人者征于关，关移之门，门移之市，所谓征于关者勿征于市也。自内出者征于市，市移之门，门移之关，所谓征于市者勿征于关也。”如果商品已由司市征税，那么经过门、关时就不再征税；反之，如果商品从他国输入，则首先由司关征税，司门、司市也就不再征税。这是所谓的“司关联门市之法”。【27】

　　在对以下两方古玺的释读中，古文字学者阐述了战国时期门、关与市不重复征税的意见。楚国有一方“南门出玺”，【28】此处的“门”前没有加地名，当指国都之南门。汤余惠先生认为这是“已纳市赋者运货出城的通行证”。 【29】

　　楚国官玺还有一方“勿正关玺”，【30】正读为征，即征税之意，“勿征关”即勿征于关。石志廉先生认为，“勿正（征）关玺”是战国时关卡免收关税时所用之官印。用此印打在货物上作为标记，运输时路过关卡即可免征关税。【31】王人聪先生亦有类似的意见。【32】汤余惠先生则认为：“此玺的‘勿征关’恐怕还是取‘征于市者勿征于关’之义。这说明货物已经缴纳过市税或关税”。【33】裘锡圭先生赞成汤说。【34】

　　但是，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根据前引《管子·幼官》所云“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的记载，认为当时的市赋和关赋是并存的。【35】当然，类似的讲法清人早巳提出，万斯大《周官辨非》认为：“一商也，市征之，关征之，门复征之；一门也，出征之，人又征之，商苦于频征。”【36】

　　后来，汤余惠先生对以前的说法作了修改：“‘勿征关玺’可能是已纳市赋者出关免税的凭证，但也可能跟市税无关，是官方特许的出关免税权。战国时，楚国封君往往由于某种原因而得到有限度的免税权，鄂君启节就是明显的一例。”【37】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石志廉先生对“勿征关玺”的解释。

　　我认为，“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问》）与“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这两处记载并不矛盾。今说如下。

　　如果商品从市中运出，那么首先由市吏征收货物出市之税（请注意：此处征收的并不是“市赋”，只相当于过门、过关之税），由司市抑盖玺印，途经门、关，则验明玺节，同时发给门、关所用的符节，此时就不需要缴纳门、关之税。这就是“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的涵义。有些商品并非从官市中运出，则需要征收门税，由司门之吏加盖玺节，并发放符节，出关时就不需要缴纳关税。如果商品直接出关，直接缴纳关税，发放符节即可。就后两种情况而言，不大可能要求他们先折回市中缴税。这也可以说明，司市所征的只是相当于过门、关的出市之税。

　　商品自他国运人，首先由关吏征税，加盖玺印，并发给过门、人市的符节，此后便不需要征收过门、人市之税。这就是“征于关者勿征于市”的涵义。商品在进入市场时，也要经有关官吏验明玺节，才能上市，否则予以处罚。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客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38】这是说他国人来到秦国，如果还没有把他的证件交给有关官吏验证，就要被罚价值为一甲的钱。

　　从上文的讨论可见，“市赋”和“关赋”是两码事，这两者当时是并存的。本国的商品运出，既要缴纳出市（或门、关）之税，达到别国的官市后，仍然要缴纳商品交易税。他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在人关时要缴纳关税，到达官市后，仍然有屋基税和商品交易税需要承担。商品交易税就是“市赋”，也就是汉代的“市租”。【39】

　　《周礼·地官·掌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所谓通货贿的玺节，不但是为了证明运输中的货贿并非不正当的物品，而且还可以作为征税的凭证。上举“南门出玺”、“勿征关玺”应是这种性质的玺节。年代为战国中晚期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部分丝织品上钤有单字朱印，或释之为“出”，认为表示产品合格，准予上市。【40】原书所提供的彩图版不清，【41】从摹本图1看，释“出”似可从。【42】如此说可信，这个“出”所表示的也应该是该产品已经征过税可以运输出市（或门、关）。至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从其铭文来看，它应该是具有免税性质的节，与《周礼》所说的货贿之节在性质上是不同的。【43】

　　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我们再来看河南新蔡故城出土的一批带有“贩”字的楚国封泥：【44】

　　[1]两方：东门贩。

　　[2]东贩。

　　[3]两方：北门贩。

　　[4]四方：北贩。

　　[5]南贩。

　　[6]西贩。

　　我们将[1]和[2]、[3]和[4]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东贩”和“北贩”是“东门贩”和“北门贩”的省略形式。相应地，[5]、[6]也应分别为“南门贩”和“西门贩”的省略形式。

　　这里的“门”似指新蔡县城的城门。“贩”当指行走流动的工商业者，可能来自本国其他地区，也可能来自他国。这些印记的作用大概表示已经缴纳了过门之税，并接受过有关部门对货物的检查，可以进入市场出售。在新蔡故城中还出土了“行贩”以及一些单字“贩”封泥，【45】它们应是同样的作用。

　　齐国的几方古玺可能也与这种征税制度有关。齐国因其地利，煮盐业很发达。《战国策·齐策一》“张仪为秦连横齐王”章载，齐国“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管子·地数》也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盐制成后，要运送到各地，那么过门、关，人市之时就要缴税。《说苑·臣术》曰：“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此为春秋时事。这里的“征”应该包括了过关或过门之税。

　　齐国在工商业者运盐过程中似也实行市、门、关相联的税收制度。齐国有以下三方官玺：

　　[1]玺印：徙盐之玺。【46】

　　[2]玺印：易都邑圣（？）徙盐之玺。【47】

　　[3]玺印：洛聚徙盐金玺。【48】

　　所谓的“徙盐”即运盐。齐国通过关市对制盐、售盐者进行征税，这些玺印可能是在盐的流通过程中使用的官印，其目的应是保证盐的正常流通以及有效征税和避免重复征税。【49】黄宾虹先生虽然没有释出上举玺印中的盐字，但也曾指出：“‘徙盒之玺’四字，此《周礼》所称节玺也，印上有节，古人以通货财”。【50】黄氏对这方古玺用途的分析是正确的。

　　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只是着眼于当时一般的共通性原则，实际的情况恐怕要复杂得多。首先，各国的经济制度并不相同，有些抑工商比较厉害的国家如秦国，也许会重复征税门关之税。其次，在某国内的某一时期可能也会有临时的重复征税。最后，关市之吏还有些无端的苛难，《韩非子·内储说上》：“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关吏乃舍之。”并且罚税数额还很可能非常具有随意陸。这样的暴敛被称为“关梁之难”（《墨子·贵义》）。可以推想，关、门未必就能严格遵守国家的制度，出现重复征税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山泽之赋

　　西周春秋时期，山林川泽是公社成员共同使用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山林川泽对人们的用处越来越大，君主对它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周厉王为了专山泽之利，引起国人的反对，最后还引起国人的暴动。春秋以来，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逐渐被国家控制，根据史书记载，国家设置了相应的官吏来进行管理。

　　按照要求，国家的山林川泽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段会对民众开放，《国语·齐语》：“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礼记·王制》：“林麓川泽，以时人而不禁。”《周礼·地官·廾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所谓“各致其时”、“以时”是指在某一固定时段之内可以利用山林川泽这些自然资源。【51】

　　战国时期，使用国家的山林川泽，需要缴税。1965年秋，湖北省文物工作队在东南距纪南城约7公里的地方发掘了几座战国时期的楚墓，其中的望山二号墓，在外棺上发现三处“既正（征）于王”的烙印，在置于中棺与外棺之间的两块木板的反面均有“卲吕（闾）竽”烙印，【52】邵即楚国三大氏之一的昭氏。【53】李零先生怀疑“邵吕”是昭氏所居之闾，“竽”是制棺工匠的私名，正相当于齐国私营类陶文常见的闾里之名加工匠私名。【54】很有道理。所谓“既正（征）于王”是说已经向王交过税了，【55】可见当时民众使用国家的山林资源是要缴税的。

　　战国时期，使用国家的矿产资源，也需要缴税。据《管子·轻重乙》，从事盐铁业是最为辛苦的，如果由国家役使劳动力去经营，容易引起劳动者的反抗，“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民众去经营，国家收税。

　　当时，采矿者所缴纳的不一定是钱，也可能是开采出来的实物。《周礼·秋官·职金》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人征者，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褐而玺之。人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人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郑众注：“受其人征者，谓主受采金、玉、锡、石、丹、青者之租税也。”这里所记载的是对私营采矿业者所实施的实物税制度。

　　按照《管子·轻重乙》的说法，民间私营工矿业的税率是十分之三。这个税率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不同的矿所应缴纳的税额恐怕是不一致的。

　　张家山汉简详细记载了国家对私营煮盐、采矿业采取的税收制度，可以参考。《二年律令·金布律》载：

　　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盐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租之，县官给（橐），口十三斗为一石，口石县官税口口三斤。其口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采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56】。

　　这是西汉初年实行的对私营煮盐、采银、采铁冶铁、采铅、采金、采丹等矿冶业的税收规定，时代下限为吕后二年（前186年）。

　　律文中个别字词不清，但大意清楚。第一是煮盐税，税率是六分之一，煮盐者需要按比率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57】第二是采银税，简文有缺且不太好懂，税率不详；第三为采铁税，税率为五分之一，对于利用所采之铁制作铁器的又要收五分之一的税；第四是采铅税，税率为十分之一；第五是采金税，税率为每人每天交金十五分之二铢；第六是采丹税，男子每月征税六斤九两丹，女子每月征税四斤六两丹。值得注意的是，对采金、采丹这些部门，为什么要采取按人征收实物税和的方式？学者指出，这是“因为黄金和丹砂系贵重矿产，故采用按人征收定额税制”。【58】

　　其中的采银、采金以及采丹者，所缴纳的都是实物税。《史记·平准书》：“是时禁苑多白鹿，而少府多金锡”，汉代少府所藏的金锡有些大概就来自国家向私营采矿者征收的实物税。另外，从字面上看，煮盐、采铁冶铁、采铅等的税率是几分之一，似不能排除所交之税为实物的可能（如官府不要实物，当然可以折钱）。对煮盐者，国家取一，主取五，更像是取盐。

　　从简文看，其中的采金和采丹税比较好算，只要按照人头和时间计算即可。像煮盐、采银、采铅、采铁冶铁这样的私营手工业尽管有明确的税率，但它的计算基数是什么呢？

　　《盐铁论·水旱》载贤良之语曰：“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价，器和利而中用”，汉代对私营冶铁、煮盐业用的是“占租”的方法。对私营的采银、采铅、采铁业主，应该也采取了这样的征税方法，具体而言，当是由私营手工业者自行申报开采的产量，再根据税率来计算所应缴纳的税收。

　　汉代的市租采用的同样是自行占租的方式。张家山汉简《口市律》：“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为盗，没人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59】所谓的“占租”是说拥有市肆的经营者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如实上报自己的营业额，按照法定的比率交纳市租。【60】

　　从上文的讨论可见，汉代的市租与山泽之赋采用的大概都是占租的方式。《周礼·天官·大宰》“九赋”条下郑玄注：“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孙诒让《正义》曰：

　　云“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者，《史记·平准书》：“各以其物自占。”司马贞《索隐》引郭璞云：“占，自隐度也。”案：占会百物，谓向官自隐度诸物，会聚积贮以求利。若《食货志》王莽诏云：“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是也。【61】

　　郑玄认为《周礼》的关市与山泽之赋也采取了占租的方式，孙氏大概也同意此说。不过，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此说是否符合战国时期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江永之说，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四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081—1083页所引。

【2】参看杨宽先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刘至远《汉代市井考——说东汉市井画像砖》，《文物》1973年第3期。

【3】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

【4】杨宽先生《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

【5】王引之《经义述闻》，第418—419页。

【6】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2656，文物出版社，1981年。下引同书内容，仅注编号。

【7】《古玺汇编》0171。

【8】《古玺汇编》3075。

【9】閃亦见于赵国兵器铭文，参看《集成》11561。

【10】《古玺汇编》0169。

【11】《古玺汇编》2244。

【12】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21页。

【13】施谢捷《古玺汇考》，第121页。

【14】《古玺汇编》3077。

【15】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页。

【16】《古玺汇编》0172。

【17】《古玺汇编》0311。

【18】《古玺汇编》0340。

【19】李家浩《南越王墓车驹虎节铭考释——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四》，载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纪念容庚先生诞辰暨中国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合编《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古文字研究专号）》，广东人民出版社，l998年，第662—771页。

【20】《古玺汇编》0176；施谢捷《古玺汇考》，第53页。

【21】《战国时代”“的和秦汉时代的“半”》，中华书局，1995年，第118页。可从。

【22】《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汉代对所有的出人关者都是要征税的。可以参看。

【23】《集成》10371。

【24】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2页。吴振武《赵铍铭文“伐器”解》，载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训诂学会主编《训诂论丛》第三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801页。

【25】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8页。释文采用陈伟等先生的意见，参看《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26】参看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151页。

【27】惠栋之说，可参看孙诒让《周礼正义》第四册，第1106页所引。

【28】《古玺汇编》0267。

【29】汤余惠《楚玺两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第51页。

【30】《古玺汇编》0295。

【31】石志廉《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2期，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

【32】叶其峰《俄国官署玺——兼谈古玺印的定义》，载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17—18页。

【33】汤余惠《楚玺两考》，《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第51页。

【34】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释读二则》之二“‘于王既正’印（附释‘正木’‘禀木’）”，载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4—158页。

【35】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巴蜀书社，1998年，第78页；朱红林、关晓丽《<周礼>中的商业税收制度研究》，《税务与经济》2002年第2期，第40页；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36】万斯大《周官辨非》，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本。

【37】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38】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

【39】杨宽先生指出，战国时代对工商业者的税收有营业税和通过关的税，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关税和市租是不同性质的税收。参看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40】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41】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彩版九图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2页。

【4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图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1页。

【43】大庭脩著，林剑鸣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

【44】周晓陆、路东之《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文物》2005年第1期，第58页图九、第59页图十。“贩”字的释读，参看何琳仪、胡长春《释贩》，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新世纪的古文字与经典诠释》，2003年10月，第523—528页。

【45】上文所说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单字，从摹本图2看，似又可释为“反”，读为“贩”，也表示已经缴纳过门税，可以进入市场出售。不过，释“出”释“反（贩）”在所表示的意思上并无明显区别。

【46】《古玺汇编》0199—0202。

【47】《古玺汇编》0198。

【48】《古玺汇编》0322。

【49】赵平安《战国时代的盐及其相关资料研究》，《考古》2004年第8期，第59页。

【50】黄宾虹《黄宾虹集古玺印存》，西泠印社，2009年，第42页。

【51】有关先秦国家对山林川泽资源控制过程的研究，可参看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岩波书店，1996年，第319—376页；吴荣曾《周代的农村公社制度》，《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第25页。

【5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烙印文字拓片参看第119页图八一：甲、乙。

【53】曹锦炎《释楚国的几方烙印》，《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第70页。

【54】李零《“三闾大夫”考——兼论楚国公族的兴衰》，《文史》2001年第1辑，第12页。

【55】裘锡圭先生《战国文字释读二则》之二“‘于王既正’印（附释‘正木’‘禀木’）”，载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154—158页。

【5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57】臧知非先生认为这里的“主”是指盐田或盐井的所有人，“他们不直接经营煮盐业而是将其租给他人经营，官府规定经营者将五分之一交给国家，十分之五交给矿主。”参看《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27页。

【58】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27页。

【5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44页。

【60】对占租制的研究，参看杨振红《从张家山汉简看秦汉时期的市租》，载杨振红、井上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56—60页。

【61】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第97页。

从青铜冶铸走向冶铁锻铸

　　淄博铁山古称商山、西山，东距齐国古都临淄城仅10余公里。因富含铁矿，冶铁业兴盛，故改称铁山。这里的铁矿石含铁量高达70%以上。铁冶村位于铁山东南角，该村的山上至今仍有铁牛峰、铁牛窝、金山洞、炉神祠等与冶铁有关的地名和遗迹，附近尚有冶官祠、炉神姑庙、奶奶（炉神姑的母亲）坟等历史遗迹。

　　西周时期，姜太公封于齐，因其俗，简其礼，兴工商业，便渔盐之利，为后世齐国的工商业打好了坚实基础。齐国在春秋时期之所以能成为第一霸主，与冶铁业的发达不无关系。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在诸侯中特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出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铸铁为耕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据文献记载，齐国很早就有了冶铁的记录。《管子》曰：“商山铁褐，下有铁，取而鼓之，国之基。”“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籍盐铁之利以至富强”，等等。这些内容是中国关于冶铁的最早文献记载，也足以证明齐桓公时期就已由冶铜转向冶铁。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也指出：“铁字古文作銕，当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国语·齐语》载管子说，美金（青铜）用来铸武器，恶金（铁）用来铸农具，足见春秋初期，冶炼技术已经能产生铁。”

　　齐国的冶铁是在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在商代、西周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很快形成了块炼铁技术与液态生铁技术并存发展的独特传统。淄博铁山的冶铁及综合研究表明，春秋时期，齐国是我国古代冶铁的重要发源地，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铜铁并用时期”。《管子·地数》云：“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山上有铅者，其下有银。”《广雅·释山》也说：“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足见那时管仲对铁已有了很全面的了解，铁和铜都成为齐国的重要物资。商周时期，我国的青铜业有很高水平，冶铁用的鼓风炉就是由炼铜演变而来。冶铁是在长期的铸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青铜业，就很难有冶铁业的出现。

冶炼技术促进产业发展

　　众多专家认为，齐国的冶炼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铁器的冶炼和广泛使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冶铁技术的发展和铁制工具的使用，为齐国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春秋时代，铁器在齐国的广泛使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给齐国提供了一种青铜器和石器无法比拟的坚牢锐利的工具。利用铁制工具兴修水利，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深耕细作，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齐国提供了更多的粮食，也为齐国的称霸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冶铁业的发展标志着春秋时期齐国开始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大面积的开荒垦田成为经常的、普遍的事情。管仲实行的土地租税政策，首先是“均地分力”，即按劳动力平均分配耕地。然后，在此基础上“与之分货”，即按规定将收获物一部分作为租税上交国家，剩余部分留归劳动者自己。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齐国百姓“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铁制工具的使用，使齐国的生产关系早于其他诸侯国而发生变革，促进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转变。

　　最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折，促进了齐国文化的发展。冶炼技术从冶铜到冶铁业的转变，成为齐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历史见证。正是由于青铜文化与铁器文化的交相辉映，才孕育了特有的文化风韵，使齐文化成为我国积淀深厚、魅力独具的历史文化。

（作者单位：淄博日报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8-04第349期

　　【关键词】楚国；封君；领地；平夜君；吴起变法

　　【作者简介】郑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楚国政治地理研究”（llYJC770093）的部分成果。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开始出现封君，战国时期封君人数不断增加，封君制的兴起逐渐成为楚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楚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传统观点多认为，封君制是“春秋时期分封卿大夫的继续”。[1]随着郡县制在各国渐次施行，逐渐代替原有的卿大夫采邑制，各国为对少数功臣、贵戚或宠臣进行封赏，纷纷实行封君制，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授予受封的卿大夫以“君”或“侯”等名号。

　　作为楚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君制与郡县制在战国时期曾长期并存。但由于材料限制，以往学术界对郡县制关注较多，而对封君制的研究很不充分。近些年，随着战国出土文献的不断整理和公布，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2]本文拟结合传世和出土文献，细致分析战国时期楚国封君领地的构成，以期在战国基层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方面有所推进。不当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正。

一、传世文献所见封君之领地

　　传世文献中有关楚国封君的详细描述不多，仅能从对鲁阳文君和阳城君的少量记载中窥得封君领地的大致结构。鲁阳文君公孙宽为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受封于楚惠王时期，又常被尊称为鲁阳文子。“文”是他的谥号，与新蔡葛陵楚简（下文简称新蔡简）所见的平夜文君谥“文”的情况类似。[3]关于他的受封，《国语·楚语下》有详细记载：

　　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北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仁人，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4]

　　惠王本欲以梁封之，鲁阳君请求改封于鲁阳，表面上是惧怕子孙有逼上之二心，实则因梁在边地，担心子孙失邑。《墨子》记载鲁阳文君与墨子的对话，见于《耕柱》和《鲁问》两篇。《鲁问》篇云：

　　子墨子……谓阳文君曰：? “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5]

　　从这段文字可以解读出的信息包括：其一，鲁阳文君说在封地“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若有攻伐，“则寡人必将厚罚之”，体现了他在封地内的绝对权威，行政、司法等权力都由他来掌控；其二，四境之内的“大都”、“小都”指代大小城邑，可知封君的封地面积较为广大，包含独自的城邑体系，在城邑之外则应有大片的乡野地区。除鲁阳君外，从《吕氏春秋·离俗览》之《上德》篇有关阳城君的记载也可以看出类似情形：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6]

　　讲的是楚国阳城君与墨家的孟胜毁璜为符，孟胜为阳城君守国、死国的故事。孟胜与阳城君交好，阳城君令他守国，他应当参与管理阳城君封地内的一些事宜。虽然不清楚阳城君是否给予他某些官职，不过可以肯定他的权限是来自阳城君的，由此反映出封君在封地内职权很大，可以任免不少官员。其中所说的“国”指的就是阳城君的封地。封地称“国”，表明在封地内有独立的武装。虽然其仍受控于楚国中央，中央有分封和收回封地的权力，但独立性依然很强。

　　封地的相对独立及其内部的城邑、乡野结构与春秋时期楚国的县有一定相似性。杨宽曾指出，春秋许多楚县是灭亡小国而置，还有一些是利用小国的旧都改建，少数由别都改设。[7]灭国后所置之县仍保留有小诸侯国的诸多特征，包括国家的城邑体系。以楚国灭申、吕二国而置之县为例，《左传》成公七年载：

　　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日：“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

　　杜预注“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曰：“分申、吕之田以自赏。”又注“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曰：“言申、吕赖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则无以出兵赋而二邑坏也。”[8]

　　这段话追述的是楚庄王时期，令尹子重在围宋之役胜利后，请赐赏田的故事，根据杜预的注解，“取于申、吕以为赏田”说的是分割出申、吕二县的一部分作为子重的赏田，申公巫臣阻止的理由是子重请赐的田地是申、吕二县军赋的重要来源，若此田被分赐出去，则二县会因失去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无以自立。

　　申、吕为楚灭国后所置的楚县，应当仍然保存了作为一国时期的城邑体系，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分析说：“在申、吕二国本邑之外，必然有鄙邑，包括众多的子邑和属邑，它们是本邑的附从……楚在灭申置县后，县公当在申县中心的本邑，即申邑，并管领着从属于申邑的周边诸鄙邑。”[9]

　　春秋时期楚国的县大夫称县尹，一般又尊称为县公。《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庄王曾责让申叔时说：“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诸侯指的是附从于楚的小国国君，说明县大夫和诸侯国君的地位大致相当，从侧面也反映出灭国所置之县在很大程度上仍维持原有规模和结构。

　　楚国封君的封地很多本为楚县，如惠王时期受封的析君，其封地原为析县，《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有析公，即析县的县大夫。鲁阳、阳城也曾设县。[10]以县封君，受封者不仅继承县邑原有的城邑体系，在封地内还拥有绝对的权力，堪与小国国君、县大夫相比拟。鲁阳君、阳城君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关于封君领地内城邑体系和乡野地区的详细情况，传世文献中没有更多记载，只能由近年新出土的简牍文献略窥一二。

二、出土文献所见封君之领地

　　包山简记载了一些下辖于封君的地理单位名称，包括州、邑、里等三种。常见格式有：“某君（之）（某）州”、“某君之某邑”、“某君（侯）之某里”。新蔡简文中则常见有邑、里等两种地理单位。

　　（一）州

　　根据包山简文，一些封君领有“州”，常称为“某君（之）（某）州”，州内官员有州加公、州里公，负责管理州内事务，然其性质与职掌仍不明确。[11]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

　　罗运环谈到，“冠以私名、官名的州是一种食禄单位”。封君除封邑外，有些还食州，即食有一州民户的地税。[12]陈伟根据受期简的日期间隔进一步指出，“楚国的州大概皆位于首都一带”，“作为封君享有封邑，那些封君之州则应是有关封君出任官职的俸邑”。另外，“‘耆州’、‘新州’的称述，使人想到这种俸邑一般一人一处，但有的可多至二处”。[13]朴俸柱明确了食州和食邑（田）性质的不同：“‘食州’一般指赏赐‘州’的收税权（没有承认领有权、世袭权），即‘赐税’，也称‘税州’、 ‘食税州’，当然这与赏赐领有、世袭田邑内土地、人民的食邑、食田（即‘赐邑’）有区别。”[14]这些观点都是可取的。综合而言，楚国一些在中央任职的封君，除封邑外，常常还在楚都附近兼领州一至二处，食其税收，一般不世袭。从包山简文看，封君之州未见下辖有更低一级的地理单位，其面积和规模当不大。

　　封君之州是独立于封邑之外的俸邑，其性质与封邑不同。首先，封君基本上都有封邑，但一般只有在中央任职的封君才有俸邑；其次，封君在俸邑内仅食其税收而不治民，亦不世袭，这点与封邑完全不同；第三，目前可见的出土文献中，仅包山简有封君食州的记载，反映的是战国晚期的一般状况，而在新蔡简等其他简牍材料中未见相关记载，因此战国中前期封君是否食州，目前还不得而知。虽然俸邑的设置不一定有普遍性，且与封邑性质有别，但在出土文献中基本上都以“某君之州（或邑、里）”的形式出现，为方便讨论，我们暂将二者并列，都纳入封君领地的范畴。

　　（二）邑与里

　　封君封地的面积估计比食税州要大，其下见有更小的地理单位“邑”和“里”。包山简文中可见的邑名有：詹阝阳君之“萰隀邑”（简86），羕陵君之“陈泉邑”（简86），鄍君之“泉邑”（简143）。可见的里名有“阴侯之东窮阝之里”（简132）。新蔡简文中也有“邑”、“里”的出现。与“邑”相关的有：“大邑以牛，中邑以豢，少（小）”（简甲三：275），[15]其下残断部分应该是“（少）邑以……”说明在祭牲之时，“邑”依次有大、中、小三种，所用祭牲种类有别。另还记有“……刏于新邑龙兑阝☆”（甲三：315），[16]“新邑”、“龙兑阝”可以理解为两个并列的地名，也可以认为“龙兑阝”为新设之邑，比对简文内容，是两个地名的可能性较大。新蔡简文所记里名较多，一般写作“某（之）里”。估计“某（之）里”均位于平夜君封地内，故没有必要写出其上属的地名或人名。陈伟对包山简中的里、邑性质有详细的分析，认为里、邑大致处于同一层级，彼此不相隶属，“并且可以共存于那些层级较高的单位之中”，“邑为乡野之中的地域组织……里很可能是城邑中的地域组织”，“楚都以外的里，可能是各地大小中心城市内的基层组织，邑则分布于这些城市的四周”。[17]贾连敏分析道：“邑的概念较为宽泛。尽管多数邑和里一样都是基层单位，但有些邑层次可能高于里。给人的感觉是，当时很多基层的邑，类似于现在农村的集镇，而里则相当于一般的村。里有田，邑所辖区域也应有田，且田的范围可能比里中之田要大。”[18]邴尚白仍赞同陈先生的观点，认为新蔡简中里、邑的性质，很可能也是如此。[19]我们也较为倾向于赞同陈伟的看法。其一，简文中谈到邑时，常常与“田”相关，如包山简153—154所说的啻苴之田共由六邑组成，陈伟已经指出这个特点，说明邑当位于乡野地区，贾连敏也认为邑所辖区域应有田。其二，简文谈及“里”时，未见有与“田”相关的记载，也难以看出其层级低于邑，贾连敏的观点尚缺乏出土文献支持，难以采信。其三，《周礼》等传世文献中对邑、里也有记载，杜正胜曾对此有过系统的梳理与考究：“从春秋以前的生态、资料、耕作、锡赏制度，以及《周礼》、《司马法》、《管子》等典籍看来，封建城邦时代郊野聚落多名作‘邑’，城内的社区则称为‘里’。”[20]传世文献所反映的邑、里之别，可与战国楚简所见相互验证，邑在乡野，里在城邑之说是更为可信的。与包山简文不同，新蔡简文中虽然里名较多，但未见前缀有地名的“某邑”的称法。前引简文说大邑、中邑、小邑用牲不同，分别为牛、豢（豕之一种）等，而从祭祷文书看，记有很多地名，各处用牲基本上有牛、豕两类，豕又分不同规格和等级。这反映出祭牲的地点不少可能是邑名，又可以由用牲的规格来推测邑的规模和大小。

　　除根据用牲规格外，还可根据某地祭祀场所的多寡和用牲数量来推测该地的规模。杨华曾谈到楚地一般一里有一社，一社用一牲。[21]不过简文记载的格式有异，不少地方仅记载用牲的数量，而未记社或其他祭祀场所的数目。贾连敏根据记录格式的不同将祭祷文书简分为三类十二种，宋华强则有十二类的分法。[22]贾连敏所总结的第一类前五种和第六种的第一小类基本包括了祭祷文书简中除“里”之外的各类地名，以下略作概述。

　　第一种：某人之述，刏于某地（几社）几<豕古>，祷几冢。

　　第二种：某地（Ⅰ）几社，几（豢、<豕昔>、冢）。刏于某地（Ⅱ）几<豕古>，祷几冢。

　　第三种：某地（Ⅰ）一（冢、<豕昔>、豢）。刏于某地（Ⅱ）几<豕古>，祷几冢。

　　第四种：某地（Ⅰ）几社几（冢、<豕昔>）。或某地（Ⅰ）一（冢、<豕昔>）

　　第五种：某地（Ⅰ）一稷一牛；几社……[23]

　　第六种包括以上各种的变例，“这些变例有的是记录时的随意变化，与内容无关紧要”。其中第一小类除了“简尾有‘砫’、‘新’、‘未内’等内容”之外，其他内容、格式与前几种类似。[24]

　　第一种，贾连敏将“述”读为“遂”，地域名，某人之遂指的是某些官员或贵族的采邑。大西克也认为“述”是楚国官员的俸邑，位于与楚都较远的地方。[25]宋华强读“述”为“率”，指“闾率”，“某人之述”可理解为“某人所居之间之率”。[26]比较前三种格式不难发现，第二、三种都包含了“某地Ⅰ……刏于某地Ⅱ……”的格式，其中前后地名不同，而第一种基本格式为“某人之述，刏于某地……”，由此来看，“某人之述”可与“某地Ⅰ”相参照，指代地域范围的可能性更大。“某人”，有的单列人名，有的人名前冠有职官名，如司马（甲三：316）、司城（甲三：349）、乔尹（甲三：310）、甸尹（甲三：400）、閒阳大{宀邑}（甲三：348）等。其中，“大{宀邑}”又见于包山楚简，为县级行政单位“{宀邑}”内的官员之一。[27]“閒阳大{宀邑}”当是县级地名“閒阳”的地方官员之一，并非平夜君的属官。据此可推知，“某人之述”中的“某人”应不是平夜君封地内的官员，其刏牲的地点估计不在平夜君封地范围内（我们认为第二、三种中，刏牲的地点某地Ⅱ在某地Ⅰ内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一种或相类似，详见下文），可将这类地名排除出平夜君成封地内的地名之列。

　　第二种，简文前半段，明确记载了某地有几社及用牲数量，贾连敏指出，“用牲数量与‘社’的数量一致……一处社用一个祭品，某地有几社就用几个祭牲”。[28]这个规律是可信的，某地工的规模和大小应与其后的用牲数量与“社”的数量成正比。简文后半段，是在某地刏牲与祷牲的记录，杨华说：“后半段<既刂>牲时又专门标明地点，它与前半段的用牲，似乎不是指同一回事。但也不排除前后两个地点有范围上的隶属关系。”[29]笔者认为某地Ⅱ隶属于某地工的可能性很大。前半段记载某地Ⅰ的社数及用牲数，后半段则表明在某地Ⅰ的范围内，在哪些地方（某地Ⅱ）另外又举行所刏牲与祷牲的仪式。刏牲与祷牲仪式估计不能在社内举行，因此需要单独列出。举行钊牲与祷牲仪式的地名中，不少后缀有“丘”、“父（阜）”、[30]“虚”、“寺”，贾连敏说这些地点“因其特别的地理环境而成为古人祭祷用牲的常在场所”。[31]其说可从。记载祭祀规格高下的简文有两条：1．“大邑以牛，中邑以豢，少（小）”（甲三：275），其下残断部分应该是“（少）邑以……”2．“以牛，丘以”（零：383）。第一条以邑的规模来区分祭牲种类，有学者认为第二条之“丘”为基层居民组织名，[32]我们估计应是祭牲的场所，根据场所的不同区分用牲种类，或用牛，或用其他牺牲。

　　第三种，贾连敏认为简首的地名后省略了社数，大概因为这种简开头地名的社为一处，

　　此不再注明。[33]笔者注意到，第二种中有些简文注明了一社、一牲的情况，如“一社，一<豕昔>。刏于……”（甲三：308），“一社，一豢。刏于……”（甲三：363），在仅有一社的情况下未加省略，因此还不能肯定第三种格式中，简首地名后是否省略了“一社”。不过这些地方（某地工）均用一牲，其规模和大小估计和第二种中用一牲、有一社地方（某地Ⅰ）大致相当，可归入同一层级。第四种，内容与第二、三种前半部分相当，可以依据用牲数量来判断地方（某地Ⅰ）规模和大小。

　　第五种，除社之外，简文记载的祭祷对象还有“稷”，贾连敏在细致分析后谈到：“简文所记某地有一稷，但社不只一处。这似乎说明，在里类最基层的地域内只有社，级别较高的地域内才有稷。”[34]此说应是，可依此认为设有“稷”的地方（某地Ⅰ）规模相对更大。

　　第六种第一小类，可根据简文的具体内容判断哪些地名可归人“某地Ⅰ”一类。

　　上文提到，某地Ⅱ隶属于某地I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二者没有隶属关系，相互之间也联系紧密，应该相去不远，在一个区域内。我们可以把后五种格式中的这些区域（相去不远的某地Ⅰ和某地Ⅱ共在的区域）列出，以“某地Ⅰ”来代表它们，不合后五种格式的暂不进行讨论。这些区域基本上没有指明上属地理单位，很有可能都在平夜君封地内。前文曾引述陈伟的观点，包山简文中的基层地理单位里、邑大致处于同一层级，性质不同，且没有相互隶属的迹象。新蔡简祭祷文书中提到了大量的里名，却未指出邑名，我们怀疑“某地Ⅰ”所代表的各个区域中不少应是平夜君辖域内的邑。可以根据“某地Ⅰ”用牲数，结合社稷的多寡，对这些区域（包含邑名）分级排列。由于竹简残损严重，保留下来的内容、地名有很大的随意性，可能未包含封地内所有的邑名，不过这些地名未经人为选择，可以作为分析封地内不同规模之区域（包含邑）多寡的依据。

　　另外，简文中记载了不少“某里”，这些“里”未指明上属，估计应在平夜君封地之内。按前引杨华提到的一里一社，一社用一牲的原则，可将其视为上列A级规模相当的区域。简文所见里名包括（里名部分简文全部残断者暂不列入）：缰子之里（甲二：27）、榗里（甲三：74）、驭里（甲三：77）、中春竽我之里（甲三：179）、攸里（甲三：352）、□之里（乙三：23）、里（乙三：23）、<禾者>室之里（乙三：54）、梠里（乙四：88）、大榗里（零：11）、中杨里（零：30）、杨里（零：72）、夜之里（零：91）、堵里（零：116）、里（零：403）、 <豕古>里（零：455）、榗里（零：529）、里（零：539）。共18个。氢前引陈伟之说，“里”为城邑中的地域组织。其中榗里、大榗里以及中杨里、杨里，名称相近，可能相互毗邻。里名基本分两种格式：“某里”与“某某之里”，二者有何区别还不明确。疑“某某之里”的“某某”为地名。也见于包山简文，如“阴侯之东<窮阝>之里”（简132），“夜基之里”（简168）。平夜君封地内可能不止一座城邑，这些“里”或许分布在不同城邑内。

　　以上按社（或牲）为标准对平夜君封地内的各地进行了分级。若以A级地域为最基本单位，记为“A”，按社（或牲）的倍增，可以列出约等式：8≈2A，C≈3A，D≈4A。E级层级最高，有一稷五社、一稷三社等情况，暂记为E≈5A。根据上面的统计，A级区域共有32个，加上视同为A级的18个“里”，共50个。B级区域共10个，约当20个A。C级区域2个，约当6个A。D级区域1个，约当4个A。E级区域3个，约当15个A。这样，五级相加，共包括50+20+6+4+15=95个A级地域。设平夜君封地的总规模为100%0，则“里”约占18．9％，A级区域约占33．7％，B级约占21．1％，C级约占6．3％，D级约占4．2％，E级约占15．8％。如图1所示。

　　不难看出，平夜君封地内的基层地理单位数量众多，以一社或二社规模为主，也有一些规模较大，有三、四个社或设有稷。封地所拥有的“里”的数量不少，说明城邑的规模不会太小，而除“里”之外的其他地方，位于乡野的可能性很大，由其数量之多，可知平夜君封地的面积和规模都比较大。

　　若“里”之外的其他地方都处于乡野地区，则城邑与乡野的规模比例为18．9：81．1，约为1：4。规模之比不是所占面积之比，而与当时划分各级区域的依据有关。传世文献中对“里”一般依据所拥有户数（“家”的数量）进行划分，如《管子》卷57《度地》说“百家为里”，《周礼·地官·遂人》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等。估计楚国的划分也与户数相关。依此，这个比例也反映了城邑与乡野所拥有的户口数之比。若城邑、乡野内每户的平均人口数相当的话，还能看出当时平夜君封地内的城乡人口的大致比例。

三、吴起变法前后楚国封君领地之比较

　　上文谈到的鲁阳文君受封于楚惠王时期；阳城君活跃于楚悼王时期，因悼王去世后，参与攻击吴起而失去封地；新蔡葛陵楚墓的墓主平夜君成，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悼王时期。[35]平夜君成封地的规模大致反映了战国前期封君封域的一般情形。

　　除新蔡简之外，平夜君的记载还见于曾侯乙简（简67、160、161、191）和包山简（简181），说明平夜君家族从惠王后期至怀王前期长期存续。除平夜君外，战国时期还有平夜县，《古玺汇编》第0102号为一方战国玺印，[36]裘锡圭、李家浩将印文释作：“坪夜大夫□<金尔>”，并谈道：“见于印文的‘坪夜大夫’也无疑就是坪夜之地的大夫。”[37]“坪夜”可读为“平夜”，此应为楚平夜县大夫之玺印，说明楚曾在平夜设县。平夜县和平夜君封邑应在一处。? 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可能：其一，在怀王后期或之后的某个时期，因某种原因平夜君封邑被收回，平夜改设为县；其二，在平夜君子良受封之后的某个时期，楚国中央政府分平夜一部分设县，与平夜君封邑并存。这种封邑与县邑同时期、同地域存在的情况在战国后期十分普遍，包山简文对此有不少反映。[38]如“羕陵君”（简86）和“羕陵公”（简177），前者指封君，后者指县大夫，说明在羕陵地区封邑和县同时存在。

　　关于封邑、县同名共地的现象，陈伟指出：“县与封邑的同名共地，如果不是封邑取同名之县的一部分而成立，就应是县分同名封邑之地而设置。”[39]颜世铉也指出：“封邑和县同名共地，但两者并没有相互隶属的关系。”[40]这些看法都是可信的。

　　战国前期封地的规模一般比较大，战国后期在原有地区出现有同名的楚县，分割了封地的一部分，势必造成封地面积的压缩。平夜县若是分平夜君封地而设，设县之后，平夜君封地必然缩减。

　　《包山楚简》同时还反映出，怀王时期封地的面积普遍不大，从关于啻苴之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简153：[啻]苴之田，南与录阝君距疆，东与{艹陵}君距疆，北与鄝阳距疆，西与鄱君距疆。其邑：笑一邑，妥阝一邑，并一邑，古阝一邑，余为一邑，隻阝一邑，凡之六邑。

　　简154：……啻苴之田，南与录阝君执疆，东与{艹陵}君执疆，北与鄝阳执疆，西与鄱君执疆。

　　简文记载了啻苴之田南、东、西三面分别与录阝君、{艹陵}君、鄱君三个封君各自的封地相邻，下辖六邑。与平夜君成封地的规模相比，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在这六邑的三面，分别与三个封君领地相邻，也反映出封地的面积也不大。陈伟对此作过详细的研究：

　　简153、154为两件相关间简书。简文在记述啻苴之田的四至时，每一面都只同一个地方（录君、{艹陵}君、鄝阳及番君）接壤。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大概是因为啻苴之田与四邻之地均呈方块状；其大小即使不完全等同，出入也不致过于悬殊。如然，录君、{艹陵}君和番君的封地，与涵盖六邑的啻苴之田应比较接近……总之，就简书所见，封邑的规模大体都比较小。这可能代表着战国后期楚国封邑的一般情形……因此也许可以设想，经过吴起变法和随后一段时间的演变，楚国的封邑制度已有重大改变。战国早期的封邑，可能近似于西周时的封国；而到战国晚期，则与西汉的侯国和景帝以后的诸侯王国较为接近。[41]

　　这一分析是非常精辟和可信的。怀王时期出现的封邑规模狭小化，以及分割封地设立县邑的种种政策，应与吴起变法之后的相关措施分不开。

　　悼王晚年启用卫人吴起进行变法，内容之一是改革楚国的封君制。《韩非子·和氏》载：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倡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42]

　　从这段史料可知：（一）至悼王时期，封君众多；（二）悼王时期，封君和大臣“上倡主而下虐民”，权力过大。从鲁阳君和阳城君的例证来看，封君在封地内拥有治民权、司法权等权力，缺少中央的监管，的确容易出现“下虐民”的情况，这一说法应该属实。吴起的变法力图改变这一状况；（三）针对以上情况，吴起建议“使封君之子三世而收爵禄”，指的是在封地三传之后收归中央直辖。

　　吴起变法推行一年后悼王去世，吴起被楚国贵族射杀。涉及封君的这些政策在悼王晚期和悼王之后是否得到了实施呢？包山简反映的是楚怀王前期的情形，上距悼王、吴起之死已有约60年。[43]简文中记载的怀王时期的封君有二十余人，数量众多，不少封君与惠王时期的曾侯乙简所见封君名称相同，当属于同一家族，如平夜君，分别见于曾侯乙简、新蔡简和包山简，说明其祀未绝，吴起削减封君数量，废除封君世袭制的政策并未得到实施。唯有封邑的面积不断缩小，使得封君无力与中央对抗，难以出现“上倡主”的现象，吴起变法在这方面收到了部分成效。

　　除吴起变法的影响之外，战国后期楚国爵制盛行，因军功或其他原因获得赏爵的人数众多。《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怀王十七年（前312）秦楚战于汉中，楚国“通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这些人中不少受封为君，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日”章载：“襄王……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顷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授爵执珪，说明授予封邑和爵位是同时进行的。这种情形在战国后期必不少，封君数量因此也会大幅增多，数量的不断增加必然在客观上导致可封之地越来越少，封邑面积因而趋于狭小。

　　包山简记有“平夜君之州”（简181），应是怀王时期平夜君的俸邑，该平夜君当是新蔡简所见平夜君成的子孙辈。新蔡简文记述了平夜君成多次往来于郢都与封地之间，怀疑他应在郢都任职，尚不清楚是否在郢都附近有食俸之州。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平夜君成为代表，将战国前期楚国封君的领地构成表示如图2（见第35页）。至战国后期，封地规模大幅缩减，可能仅保有一个中心城邑，加之周围的少量乡野之“邑”，面积大约与啻苴之田相当。

　　战国晚期，白起拔郢之后，楚都东迁寿春，国家形势危急，这一时期出现有两个封君领地过大的情况。其一为阳陵君庄辛，领有淮北之地，上文已有引述。其二为春申君黄歇，初受有淮北12县，后改封江东吴国故地，《史记·春申君列传》云：“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44]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二人当时的特殊地位有关，前者受封于顷襄王东迁后的国政危难之时，后者在考烈王时期权倾楚国，非他人所能比拟，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战国晚期楚国封邑规模有扩大的趋势。

四、结语

　　郡县制与封建（封邦建国）制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两种主要形态，封君制是封建制度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的新形式。在战国时期楚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中，二者长期并存。战国前期，楚国封君的封地面积较为广大，在规模上大致类于楚国的大县或附庸小国。其内部包括一个或数个城邑，城内划分为诸“里”，城邑之外，环有乡野，乡野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为诸“邑”，邑的规模和大小也有不同。以平夜君成为例，其封地大致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在即将受到吴起变法冲击前夕的封君封域的一般情形。封君在封地内的权力也比较大，应当拥有一套行政机构，协助他们治理封邑。

　　战国中期以后，受到吴起变法相关措施及赏爵制盛行等因素的影响，封邑数量增多，规模受到压缩。新设立的封邑规模明显减小，而原有的封邑，也常常被割裂为两个或数个地区，以设立新的封邑或县邑，这一措施削弱了地方实力，促进了中央权力的加强，成为战国后期楚国地方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地理区划单位愈趋繁杂则是这一特点的外在表现。

　　附识：本文承蒙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深表谢忱。

注释：

[1]刘泽华、刘景泉：《战国时期的食邑与封君述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目前学术界对楚国封君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封君名称及封邑地望的考证，其二是对封君制度的考察。在封君制研究方面，何浩的《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首次对此作了全面分析，作者后来又在《论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一文中进行了补充和总结；日本学者安倍道子的《春秋後期の楚の“公”について——戰国封君出现へ向けての—試論》（《東洋吏研究》第45卷第2号，1986年，第1—25页）一文，对春秋晚期楚国出现的冠以地名的“公”的性质作了分析，并对楚国封君制的起源提出一些思考。出土文献材料公布后，简文中所反映的封君制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陈伟的《包山楚简初探》第3章第5节“封邑”，从封君名号、属官、地位、封邑规模与统辖等多个方面、角度作了富有成果的探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107页）；藤田勝久的《包山楚简よりみた戰国楚の縣と封邑》分析了封邑的规模以及大致的分布特点，并提出在当时的楚国同一地名下有时兼有县与封邑两个系统（《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3号，1999年，第16—34页，收入所著《中国古代国家と郡県社会》第1编第5章，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第203—230页）；工藤元男的《“卜筮祭祷简”所见战国楚的王权与世族、封君》通过对包山简中的“卜筮祭祷简”的分析，认为战国中期楚的世族、封君“就个体而言，已不能对王权构成威胁”（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3—405页）。总的来说，对封君的权限、封邑的内部结构，以及封邑、县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封君制度方面的内容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3]简文图版见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新蔡葛陵楚墓》图版95—196，释文见该书附录一《新蔡葛陵楚墓竹简释文》（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6—231页）。在不影响讨论的情况下，本文所引简文采用简体通行字体书写。

[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楚语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7—528页。

[5]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13《鲁问》，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68页。

[6]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19《离俗览·上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66页。

[7]杨宽：《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1—83页。

[8] 《左传》成公七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88—689页。

[9]增渊奄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新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446页。

[10] 《淮南子·览冥训》、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之第162与195号简（下文简称曾侯乙简，简文图版见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图版169—230，本文所引释文参考该书附录一《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87—531页）、包山二号墓出土竹简之第2与4号简（下文简称包山简，简文图版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图版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本文所引释文主要参考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7页）都记有“鲁阳公”，即鲁阳县公。包山简第120与121号简记有阳城公，即阳城县公。均可证鲁阳、阳城曾设县。

[11]关于州内加公、里公的性质，已见不少讨论，论者基本认同二者均为州内官员，但关于其具体职掌尚有不同看法。陈伟认为州里公为州内司掌治安的官吏。（《包山楚简初探》，第91页）刘信芳认为“加公”当读为“家公”，封君州内的加公为封君之私官，里公职掌与《周礼》之“里宰”相当。（刘信芳：《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36—37页）

[12]罗运环：《论包山简中的楚国州制》，《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13]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90、92页。

[14]朴俸柱：《战国楚的地方统治体制——关于“‘县邑’支配体制”的试论之一部分》，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二、二○○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3页。

[15]按，下文所引新蔡简文字，均在引文后括号内直接标出所属简号，省略“简”字。

[16] （刏）”，贾连敏释文隶作“<既刂>”（贾连敏：《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简释文》，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新蔡葛陵楚墓》，第186—231页），刘钊指出“<既刂>”字是“刏”字的异体，也作“刉”，为一种祭法（刘钊：《释新蔡葛陵楚简中的“<既刂>”字》，简帛研究网，http：//www.jianbo.or9/admin3/HTML/Iiuzhao01.htm,2025-08-04）。杨华指出，<既刂>“是一种杀牲取血的血祭仪式”（杨华：《新蔡祭祷简中的两个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57—370页）。

[17]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85页。

[18]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9]邴尚白：《葛陵楚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7年，第233—234页。

[20]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02页。

[21]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5～158页。

[22]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92页。

[23]此处所列之“第一种”至“第五种”的内容，均直接引述自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一文。但为行文方便，原文之“<既刂>”字皆改写作“刏”，“豢”、“稷”等字均用通行字体书写。因部分记录格式中，前后有不同的两个地名，为方便比较，统一将第一个地名记作“某地Ⅰ”，将刏牲地记为“某地Ⅱ”，在引文中加“（Ⅰ）”、“（Ⅱ）”来标示。

[24]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25]大西克也：《试论新蔡楚简的“述（遂）”字》，中周古文字研究会编：《古文字研究》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0—274页。

[26]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第324—333页。

[27]学界多倾向于认为“{宀邑}”即是县或县一级政区名。陈伟谈到将“{宀邑}”“这级政区看作战国时的楚县，应该说问题不大”（参见氏著：《包山楚简初探》，第100页）；朴俸柱认为“‘县’和‘{宀邑}’似是同级统治组织，但因为两者的来源、内部结构、在楚国地方统治中的作用等相异，所以似按各自的性质、情况区别使用。”（参见朴俸柱：《战国楚的地方统治体制——关于“‘县邑’支配体制”的试论之一部分》）赵平安将该字释为“宛”，读为“县”。（参见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宛”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附补记）》，收入氏著：《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3—154页）我们倾向于认同“{宀邑}”、“县”同级，性质基本一致的观点，将其归人县一级政区，仍写作“{宀邑}”。

[28]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29]杨华：《新蔡祭祷简中的两个问题》，第358页。

[30]贾连敏说“父”似可读为“阜”，可从。参见《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31]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32]参见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第333—334页。

[33]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34]贾连敏：《新蔡葛陵楚简中的祭祷文书》，《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35]关于包山简所记资料的绝对年代，学术界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22—前316年，即楚怀王前期。参见王红星：《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及刘彬徽：《从包山楚简纪时材料论及楚国纪年与楚历》，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21—547页；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9—20页

[36]故宫博物院编、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官玺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37]裘锡圭、李家浩：《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湖北博物馆等编：《曾侯乙编钟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15—528页。

[38]参见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7年，第243页。

[39]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106页。

[40]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第244页。

[41]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105—107页。

[42]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卷4《和氏第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96—97页。

[43]关于包山简所记资料的绝对年代，学术界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22—前316年，即楚怀王前期。参见王红星：《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及刘彬徽：《从包山楚简纪时材料论及楚国纪年与楚历》，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上册“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21—547页；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9—20页。

[44] 《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4页。

来源：《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关键词】《吴问》 田制 税制

　　临沂银雀山汉简《吴问》篇是简牍整理组收入《孙子》的四篇佚文之一，其内容记的是吴王与孙子关于晋国六卿军事、政治制度的问答。由于孙子在答对过程中比较了晋国六卿的田制和税制，因此《吴问》篇又成为研究春秋末期晋国田制和税制的重要史料，它刊布后，多年来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史料的解读和研究仍存在不少分歧。本文试图从田制和税制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方便研究，本文首先复述一下经整理组整理后的简文全文和整理组的相关解释：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畛，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巍（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畛，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二十步为畹，以二百卌步为畛，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也。”[2]

　　根据整理组的解释，“畛”为田间疆界，当为百亩与百亩之间的田界；畹相当于半畛，实为50亩，也就是说整理组认为孙武说的是晋国六卿的百亩之制：范氏、中行氏以160方步为一亩，其百亩之田为一边160步，一边100步；智氏以180方步为一亩，其百亩之田为一边180步，一边100步；韩氏、魏氏以200方步为一亩，其百亩之田为一边200步，一边100步；赵氏以240方步为一亩，其百亩之田为一边240步，一边100步。

一、田制

　　以往，学界主要从改革动力、内容和影响等三个方面论及晋国六卿田制的。在改革动力方面，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六卿扩大亩制最根本的动力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铁犁牛耕技术的推广。[3]在内容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晋国六卿废除了100方步一亩的旧田制，采用了一种从160方步到240方步一亩的大亩制，这种改变使得每户农民的实际耕作面积扩大。[4]吴慧对此有不同认识，它分析了每个劳动力耕种土地面积的极限，认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五口之家两个劳力没有能力耕种240方步一亩的百亩之田，勉强为之，只能流于粗放。因此，他提出“标准耕作亩”和“实际税负亩”的区别，认为六卿扩大步数只是减轻租税的一种计算方法，三晋之民实际耕种的百亩之田仍为100方步一亩的小亩。[5]至于六卿改革田制的影响，杨宽认为赵国田制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秦商鞅变法改“百步为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是仿效三晋的制度。[6]部分学者同意杨氏的观点。也就是说，包括杨宽在内的部分学者认为晋国六卿的田制，尤其是赵氏的田制开创了大亩制的先河，对后世田制的变迁有重大影响。

　　关于改革动力，鉴于直接史料不足，只能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其他诸侯国的情况推而论之。据周自强研究，春秋时期各国实行“藉田制”和“授田制”并行的土地制度。春秋末年，由于耕作者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加之“大田”管理不善，“藉田制”衰落，于是各国纷纷改籍田制为税亩制。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改变的不仅仅是征税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改“藉田制”为“授田制”，原来在“大田”上集体耕作的农夫变成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者。[7]目前，虽没有直接史料显示晋国六卿改革田制前实行何种土地制度，但根据周自强的研究，春秋前期籍田制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土地制度，晋国不应例外。这样看来，春秋末期晋国六卿的田制改革也当带有时代的烙印，即改“藉田制”为“授田制”。因此，可以断定六卿改革田制和税制的直接动力为籍田制衰落。李孟存、常金仓认为六卿取消公田很可能受到鲁国“初税亩”的影响，[8]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至于多数研究者强调的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则较为牵强。据李根蟠研究，西周每个农户至少负担110周亩耕地，战国时代则以“一夫”耕种100亩为常，秦汉也未见增加。一百周亩约合今30市亩，“这似乎是黄河流域小农所能负担的耕地数量的一个常数”。[9]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耕作制度而言，铁犁牛耕比耒耜的进步之处，主要不在于耕作能力的扩张，而是以精耕细作为发展方向的耕作技术的提高，其结果主要造成农业亩产量的提高。

　　关于田制改革的内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是否改变了每亩地块的大小。吴慧的研究虽然在方法上有一定道理，但是其最后结论仍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如果是单纯的减轻租税，最直接也是最便利的做法应该是降低租率，如西汉初年由惠帝元年的“十五税一”[10]到孝景二年的“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11]与直接降低租率相比，通过扩大亩制降低租率，实际操作起来要繁复得多。同时，春秋中后期各国改革田制的主要取向是改善田租收入，晋国六卿的做法也应该符合这种取向。如此看来，减轻租税并不是六卿田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六卿的田制改革当伴有地块大小的变化，也就是大多数学者所强调的从100方步一亩分别变成160至240方步一亩。那么吴慧所说的五口之家两个劳力没有能力耕种240方步一亩的百亩之田，又当如何解释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六卿改革田制后的地块形制和耕作方法。杨宽有关商鞅改制取法于三晋的推论为我们分析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之路。从实行时间上来看，晋国赵氏的田制改革比商鞅变法要早。据吴树平推测，《吴问》的撰写时间当在智氏灭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50年内，即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403年之间。[12]简文有：“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之言，说明在《吴问》篇撰写之前，赵氏以240步为畛的田制已经实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其“故法”。而商鞅变法则发生在公元前359年。此外，商鞅在佐秦前，曾“事魏相公孙座，为中庶子”[13]，当深谙三晋田亩制度之优劣。商鞅变法有些制度是学习魏国李悝的，如：桓谭《新书》记载，商鞅所定秦律便由李悝的《法经》修订而成。[14]因此，商鞅在秦国推行的田制改革方案应该是仿照晋国赵氏的田制。

　　如此以来，我们便可以依据商鞅变法后秦国田亩形制反推出晋国赵氏的田亩形制，进而通过类比方法，再由赵氏的田亩形制推出晋国其他五氏的田亩形制。

　　相对于三晋诸国而言，战国时期秦国田制的史料要丰富得多。不少秦简都载有田律内容，尤其是青川木牍《为田律》非常清楚地展示出240方步一亩的百亩之田的形制。青川木牍比较通用的释读为：

　　二年（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已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发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澮）。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

　　各家对木牍内容的解释歧义颇多，主要集中在《为田律》的适用地区、每亩田块形状和“畛”字的释读上。[15]

　　对于《为田律》的适用地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只适用于蜀地，是秦占蜀地后专门为之修订的田律；另一种观点认为它适用于秦全国。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中的《田律》与青川木牍《为田律》在田制内容上非常接近，兹记张家山汉墓《田律》的详细内容如下：

　　田广一步，袤二百四十步，为畛，亩二畛，一佰（陌）道；百亩为顷，十顷一千（阡）道，道广二丈。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16]

　　《二年律令》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西汉初年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当是汉初通行全国的法律。《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汉初承秦制，《二年律令》中的《田律》当是承袭秦朝田律而来。它与青川木牍《为田律》内容的一致性，正说明《为田律》当为秦通行全国的田律，而非专为蜀地所作。

　　对于每亩田块的形状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宽8步，长30步；第二种认为宽1步，长240步；第三种认为最小单位的田当为“长一步，宽八步”，一亩田由30个“长一步，宽八步”的小田块组成。提出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同时将“畛”解释成“一亩田两端的小道”，并认为畛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田律》既为政府颁行，其规划的“百亩之田”当是一种横平竖直的理想化、抽象化田块。笔者根据其解释，无论如何也勾划不出“百亩之田”的整齐形制来，所以第一种观点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第三种观点是依据先秦蜀地稻作农业的特殊性提出的，因前文已论证《为田律》非专为蜀地而作，这种观点不攻自破。以上论证表明，《为田律》规定的每亩田块的形状当为宽1步，长240步的狭长条形。

　　对于《为田律》中“畛”字的释读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是田间小径，一种认为是田界，一种认为是田区。依据《为田律》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以及典籍记载，[17]笔者认为“畛”当释为田界，如此以来，《为田律》的首句便可释为：每宽1步，长240步的地块都要作“畛”，与其他地块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亩与亩之间要有明确的界限。

　　厘清上述三个问题之后，我们便可根据《为田律》的内容勾划出商鞅在秦国推行的田亩形制。春秋时期的“亩”有“南亩”和“东亩”之分，[18]我们以“东亩”为例，来说明秦国的田亩形制：一亩田为南北长240步，东西宽1步的狭长地块；每亩田有长短两对“畛”，与其他各亩隔开；每亩田开一条陌道，陌道东西向，开在中间位置，将其一分为二。100亩为1顷，各顷之间有一条阡道，阡道为南北向，宽3步。[19]

　　从内容上看，晋国赵氏的地亩形制至少有三点与秦制相契合：

　　其一，每亩的大小和形状都是长240步，宽1步的长条形。

　　其二，关于“畛”的使用，二者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为田律》中的“畛”指田界，如果单记每亩田宽1步的短边与另一亩田短边的界限，则顷与顷之间的界限便是100条这样的短边首尾相连。《吴问》篇中的“畛”，整理组释为百亩与百亩之间的界限，恰为《为田律》中顷与顷之间的界限。

　　其三，每亩田间的陌道连接起来，将百亩之田从中间一分为二。虽然《吴问》篇未提及田间陌道设置，但是我们可以从行文中加以推论。孙武在阐述晋国六卿中任何一卿的田制时，都是“畹”、“畛”并用，可见“畹”是六卿通用的一种亩积单位。整理小组释“畹”为“半畛”，相当于50亩。可以据此推断赵氏百亩之田的形制为：百亩为“畛”，中间一条陌道分一“畛”为二“畹”，每“畹”50亩。进而推断其余五卿百亩的形制也都是百亩为“畛”，中间一条陌道分一“畛”为二“畹”，每“畹”50亩。[20]

　　弄清晋国六卿地亩形制之后，我们便可以回答吴慧提出的疑问了。吴慧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计，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没有能力耕种240方步一亩的百亩之田。吴慧在论证这个问题时引用的是清代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七下《说储》所记“中夫制田20亩”的史料。清制20亩合18.4市亩，两个劳动力当合36.8市亩，先秦农业生产力低于清，两个劳动力的耕种极限达不到此数。[21]其实，先秦史料已经阐明了当时一夫的耕作极限，根本用不着用2000余年之后的清代史料来说明问题。《尉缭子·战威》篇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篇有：“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一人而田十]四亩者存，一人而田九亩者亡。”[22]按照李根蟠的解释，1大亩等于2.4小亩， “一人”指一个劳动力。[23]“王、霸、存、亡”分别为国家的四种状态，其中“王”当是最为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一夫的耕作亩积应为当时一夫耕作的极限。《守法》、《守令》篇又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整理组引《周礼·地官·小司徒》释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者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24]《吴问》篇中孙武所说的耕地亩数正适合五口之家两名劳动力的“下家”耕种。兹将“王”、“霸”、“存”、“亡”状态下“下家”不同的耕种面积列表比较如下：

表1　“下家”耕种面积表（单位：亩）

　　说明：换算方法是1尺等于0.231米，6尺为步，1步相当于1.386米。1小亩=100×（1.386）2=192.0996m2。

　　由表1可知，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两个劳动力的“下家”的耕种极限为115.2小亩，而晋国赵氏一百“大亩”之田却为240小亩，以一百“大亩”给“一夫”（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是绝对不可能全部同时耕种的，否则农业生产将流于粗放。这就是吴慧提出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晋国赵氏的地亩形制为我们合理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依据。一条陌道横贯其中，将一“畛”的百亩之田分为二“畹”，每畹50亩，合120小亩，比“下家”115.2亩的耕种极限稍多。这种状况表明，晋国赵氏“下地家”实行“耕一畹，休一畹”的休耕制。因为《吴问》篇孙武对晋国六将军田制的描述方式完全相同，所以可以断定其他五氏和赵氏一样，其“下家”也实行“耕一畹，休一畹”的休耕制。

　　休耕制的实行由来已久，在春秋战国时期也一直存在。《周礼·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孙诒让注曰：“莱，谓休不耕者。”根据孙诒让的注解，《周礼·遂人》的授田制为：上地一夫授150亩，耕100亩，休50亩；中地一夫授200亩，耕100亩，休100亩；下地一夫授300亩，耕100亩，休200亩。沈长云根据银雀山竹简《田法》篇有关岁收和罚赋的记载，推定战国时期齐国授田也是上地150亩，中地200亩，下地300亩，上、中、下地分别休耕50亩、100亩、200亩。[25]由此看来，《吴问》篇中孙武描述的授田制和休耕制当专指中地而言。

表2　晋国六卿“下家”耕种土地状况表（单位：步）

　　由表2可以看出，晋国六卿制田：赵氏处于“王”的状态，韩、魏二氏处于“王”、“霸”之间的状态，智氏处于“霸”的状态，范式、中行氏处于“存”、“霸”之间的状态。六卿制田在发挥民力的程度方面彼此之间是存在差距的，也许这正是《吴问》篇从田制判断六卿兴亡的立论依据所在。

二、税制

　　关于《吴问》篇反映的税制，学界以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税收性质和税率两个方面。

　　对于六卿土地税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实物税，[26]另一种认为是地租。[27]笔者以为二说都成立，只是认识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从税收收入的形态来看，六卿所收土地税当为“实物税”。从六卿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来看，其所收土地税有地租性质。晋国六卿兼有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劳动者向既是主权者又是土地所有者缴纳的田亩税，兼有地租和赋税两种性质，是租、税的合一。

　　对于税率，以往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解释“伍税之”和“无税焉”。周自强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将各种可能的解释罗列在一起，一一进行了考辨，兹详录其研究如下，[28]并结合他人观点，逐个再加以考辨：

　　（一）释“伍税之”为“按伍征税”。

　　周苏平在《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一文提出“按伍征税”说，虽然他没有对何谓“按伍征税”做进一步解释，但是从其行文来看，他将“伍”释为步兵“什伍”编制，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按伍征税”是指按照步兵“伍”的编制来征税。[29]

　　考诸春秋末年社会阶级构成及其土地占有状况，周苏平的观点有一定问题。铁之战时，赵简子在誓师词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30]可见在春秋末年，“士”不是指普通农民，而是指贵族阶级的底层。按照上文对改革动力的推断，六卿的授田对象主要是原来在“大田”上耕作的农民，而不是“士”。

　　周自强并未从正面反驳周苏平的观点，只是提出“什伍”的另一种解释——“户籍编制”，认为“伍税之”不可释为以“伍”[31]为单位征税，而是指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征税。结合田制变化来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六卿实行授田制是改大田耕作为一家一户耕作，授田制下的土地税很可能也是按户征课。

　　从更深的寓意看，“按户征税”改变的不仅仅是征税单位，而是征税方式。在“授田制”下，国家规定一个每户的统一授田标准，在征收田租时，则无论向各户的实际授田亩数是否达到规定标准，都按照这个规定的统一授田标准向农户收取田租。在这种情况下，田租实质上变成了按户征课。《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言：“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李悝这里所说的“什一之税”不是按五口之家实际耕种的土地亩数下实际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征收，而是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授田标准“百亩”征收，每户田租的征收量实际变成了一个常量。这样一来，土地税实质上变成了一种户税，正如杜佑《通典·食货四》所言：“夫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什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数必备”。从《吴问》篇看，晋国六卿比秦国更早地实行了“舍地而税人”，那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田租“按顷征收”或“按亩征收”的说法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二）释“伍税之”为“赋税之”，释“无税焉”为“有赋无税”。

　　周自强提出的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伍”为“赋”的假借字，[32]如此一来，“伍税之”便可释为“赋税”之。但是他随即因《吴问》篇下文谈到赵氏税收时用“无税焉”而不用“无伍税焉”，将这种解释否定了。窃以为周氏否定这种说法的理由未免稍显牵强。吴树平在《从临沂汉墓<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一文中，将“伍税之”释为“五分抽一”，将赵氏“无税”释为“有赋无税”，并认为“赋”也是按亩征收。[33]如果将周自强和吴树平的解释取长补短，则可以得出一个新观点，就是：“伍”假借于“赋”，“伍税之”释为“赋税之”，即有赋有税，赵氏“无税”释为“有赋无税”。这个新观点完全合乎逻辑。

　　先秦典籍中，“赋”有两种解释：第一种与租、税混用，泛指赋税。《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清孙诒让《周礼正义》曰：“九赋犹后世之地税”。第二种指军赋。《汉书·刑法志》：“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汉书·食货志》：“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祠百神之祠，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吴问》赋、税分用，这里的“赋”当指军赋。

　　从史实来看，赵氏的“有赋无税”政策确实在某些采邑内实行过，晋阳便是其中一例。《国语·晋语九》记尹铎为赵简子争取晋阳民心而“损其户”，可能在此基础上，后来免掉了晋阳农户的租税。《韩非子·十过》篇载赵襄子为抵御智氏至晋阳，晋阳“城郭不治，仓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邑无守具”，这很可能是长期“不税”的结果。随后，襄子采纳张孟谈的建议，令民出钱粮甲兵，以致“仓不容粟，府无积钱，库不受甲兵”。赵襄子临时所征的正是“军赋”。

　　（三）释“伍”为税率，或为“五分抽一”，或为“十分抽五”，释赵氏“无税”为暂不征税。

　　把“伍”释为税率，是在学界占主流的一种做法，其中部分研究者认为是“什二之税”或“五分抽一”，[34]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十分抽五”或“什税其五”。[35]周自强也认为“伍”当为税率，但对“伍”究竟释为几何，未予深究。

　　“伍”字，《说文》解曰：“相叁伍”，《康熙字典》给出了《周礼·小司徒》、《周礼·天官》、《左传·桓公五年》、《左传·襄公三十年》等典籍的用法和解释，其中没有“五分抽一”或者“十分抽五”的含义。也就是说，无论在文字学上，还是在先秦典籍的记载上，“伍”都没有“五分抽一”或“十分抽五”的解释。

　　对于“五分抽一”的解释，研究者多以《论语·颜渊》鲁哀公“二，吾犹不足”之言为证，也就是用鲁国“初税亩”之后的土地税率推想晋国五卿的土地税率，有的研究者甚至将鲁国“初税亩”之后的土地税率普遍化，认为春秋中后期实行实物税的国家大约都采取十分之二的税率。对于“十分抽五”的解释，研究者多以春秋末期齐国公室税率为证，即《左传·昭公三年》：“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两种引证都是以他国情况推测晋国情况，并且学界对引以为证的鲁、齐两国的税率也不乏争论，因此，“五分抽一”或“十分抽五”的推断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单就六卿中魏氏的情况而言，笔者以为其改革田制之后，实行的仍是“什一之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史籍所记魏国的变革只有李悝变法。《汉书·食货志》记李悝之言，阐明了战国初期，魏国实行的是“什一之税”。汉儒记李悝变法，其农业措施有“尽地力之教”，惠农措施有“平籴法”，唯独没有减轻土地税率的内容。汉儒崇尚古制，“什一之税”属于周制，如果魏氏前行“什二之税”或“什五之税”，李悝将其恢复成“什一之税”，是为恢复古制，则李悝的行径必会得到汉儒的赞许，应大书而特书。汉儒无所记的状况，恰恰说明李悝变法并未涉及税制改革。以此证之，如果魏氏在李悝变法之前没有大变革发生的话，那么春秋末年魏氏在改变田制之后，其实际土地税率仍循周制，为“什取其一”。实际税率是相对于每户实际耕垦土地数量而言，如果按一夫百亩的授田数计算，则为“二十税一”。当然，上述推断仅就魏氏而言，至于其他五氏的情况，因缺乏史料，无法予以推断。

　　以上有关税制的讨论仅适用于授田制下的农户。晋国六卿治下的属大夫、士都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将之赐予司马弥牟、贾辛、魏戊、韩固等六卿子弟及属大夫。这些属大夫、士如何向六卿缴纳租税，则不得而知。

三、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吴问》的篇幅不到300字，但其内涵极其丰富，它反映出春秋末年晋国六卿的田制和税制改革。简牍内容表明，春秋末年晋国六卿纷纷改藉田制为授田制，并改100方步一亩的周亩制为160方步到240方步一亩的大亩制。在六卿的授田制下，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的受田数是中地100大亩，其田制的基本内容是：一“畛”长160至240步不等，宽100步，一条陌道从每“畛”田的宽边中央横贯其间，分一畛为二“畹”，每畹50亩，实行耕一“畹”、休一“畹”的休耕制。

　　晋国六卿在改藉田制为授田制的同时，还实行了按户征收赋税的税制。其中范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等五卿的税制“有赋有税”，“公家”较为富有；赵氏的税制在某些领地则“有赋无税”，藏富于民。

注释：

[1] 本文是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时期赵国农业发展研究》（HB11LS017）和邯郸市社会科学项目暨赵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试论赵国农业的几个问题》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得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继民先生的审阅和批改，我们深表感谢。

[2]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1页。

[3] 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3页；等等。

[4] 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周苏平：《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第1113页；等等。

[5]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6] 杨宽：《释青川木牍的田亩制度》，《文物》1982年第7期。

[7] 周自强主编：《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第1064－1083页。

[8] 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第117页。

[9] 李根蟠：《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0] 《汉书·惠帝纪》。

[11] 《汉书·食货志》。

[12] 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

[13] 《史记·商君列传》。

[14] 董说：《七国考》卷十二，《法经》条引。

[15] 有关青川木牍三个问题的争论见肖辉：《青川木牍辑考》，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1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7] 最初，畛当为田界，《小尔雅·广诂》：“畛，界也”。《广韵·轸韵》：“畛，田界”。后来畛被引申为田间小路，《说文》：“畛，井田间陌也。”

[18] 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农业生产》，见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页。另据杨宽：《释青川木牍的田亩制度》，《文物》1982年第7期。

[19] 据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对“阡、陌”的考订；《史记·秦本纪》索隐引《风俗通》：“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以及《说文》：“南北曰袤，东西曰广”。

[20] 张金光认为：“战国年间，在田间布置规划上通行着把一亩分作两段及二区的耕作制度”，“陌道横贯亩中，恰中截分亩为二畛域”。见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本文有关田亩形制的结论与张金光的观点相近，但研究方法迥异。

[21]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5页。

[22]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第145页。

[23] 李根蟠：《从银雀山竹书<田法>看战国亩产和生产率》，《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第146页。

[25] 沈长云：《从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及战国时期的爰田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6] 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第117页。

[27] 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第1116-1117页。

[28] 周自强：《中国经济通史·先秦经济卷下》，第1115-1117页。

[29] 周苏平：《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30]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点校本，第1717页。

[31] “伍”为古代户籍编制单位，《管子·立政》曰：“什家为什，伍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

[32] 《左传·襄公三十年》有“取我田畴而伍之”，《吕氏春秋·乐成篇》作“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一般认为前句之“伍”为后句之“赋”的假借字。

[33] 吴树平：《从临沂汉墓<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文物》1975年第4期。

[34] 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第117页；朱凤瀚：《上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00年版，第550页

[35] 吴慧：《井田制考索》，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孤秦”要图强

　　古典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叶进入战国时代。顾名思义，这个时代的表征，便是诸侯国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不断。假如按照司马光主编的编年史名著《资治通鉴》，将公元前四0三年东周“天子”承认三晋即韩赵魏三国君主为诸侯，作为战国的开端，那么不过三四十年，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列强兼并战争，已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

　　七雄即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诸侯。其中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较河东和山东六国要低得多。公元前三六二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就面对这样的列强态势：“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1]清初王大夫曾说秦国为“孤秦”，看来有历史理由。

　　相传孔子晚年删订的《尚书》，以《秦誓》终篇。《秦誓》的作者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在位）曾列名“春秋五霸”[2]。岂料穆公以后，秦国声价一路下跌，乃至被“中国”诸侯，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蛮的楚王，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年轻的秦孝公，愤慨可知，因而即位当年，就公开宣称志在恢复穆公霸业，“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3]

应召入秦的外国“奇才”

　　尊官分土，就是给以高官和封邑。这在春秋时代的霸国已实行，而秦孝公特别声明要给来自外国的宾客以这类待遇，当然对山东六国的智者，很有吸引力。

　　果然，秦孝公的通令，引来了一位杰士。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名鞅。成年后跑到卫国，成为执政公叔痤的家臣，自称卫国公孙，因而称公孙鞅，又称卫鞅。相传公叔痤称他为“奇才”，临终曾向魏惠王推荐卫鞅继其执政，且说如不用就应将卫鞅杀掉。卫鞅逆料魏惠王必谓公叔痤临死乱命，从容离魏赴秦。

　　卫鞅入秦，年方“而立”，却已洞悉宫廷钻营术。他首先结交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走后门得以见王，然后依次拿出称帝称王称霸三种政治设计，逆料孝公必对霸道感兴趣。果不其然，秦孝公特别钟情于他的“强国之术”，“卒用鞅法”。[4]

在秦变法二十年

　　据司马迁著《秦本纪》，秦自开国，到孝公立，已逾五百年。如此古国，法度传统早已凝固，“变法”谈何容易？

　　好在从秦穆公起，秦国内乱十余世，而乱之焦点在于争夺君位，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权力独断。秦孝公既已掌控独断权力，于是以下记载便不奇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5]

　　需要说明，第一“百姓”非指庶民，而指“群臣之父子兄弟”[6]。第二，“居三年”，当为秦孝公六年（公元前三五六年），这年秦孝公才拜卫鞅为左庶长，赋予他将军权力，反证此前秦国变法由孝公出面，卫鞅尚居幕后，因而近人以为商鞅变法始于秦孝公六年，乃不明秦国权力运作实情。

　　揆诸历史，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秦孝公三年，至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君死而商君亦死，凡二十年。

　　据司马迁《商君列传》，卫鞅在秦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于是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7]。以后《史记》称卫鞅二度率军破魏，还封于商洛十五邑，“号为商君”。从此卫鞅称作商鞅。但仅两年，秦孝公死了，商鞅还能继续执政吗？

析商鞅的变法初令

　　商鞅在秦国执政期间，曾经两度颁布变法令。

　　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长以后所定，时间在秦孝公六年，当公元前三五六年：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8]

　　这道新法令的内涵，显然是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底层的民，当指对国家承担纳税服役任务的生产者，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组重新编制，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须互相监视和防范，依照军纪赏功罚罪。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源和兵员，强制民间家族拆分为单丁家庭，谁不分家就按男丁数目倍征军赋；凡从军杀敌有功的，按照立功大小给予相应的最高爵级，但禁止民间私自械斗，否则依照违反军纪的程度判刑。新法令特别重视农工对国家的贡献，谁纳粮交帛超过国家标准，便可免除个人徭役，但谁靠投机取利或懒惰致贫，一旦被检举，就要“收孥”即将其妻子没收充当官奴婢。那么秦国原有的贵族呢？照样得从军，即使是公族，没有军功，便开除其作为国君亲属身份，降为平民。

　　当然，商鞅变法的目的，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取消身份、等级及相应特权，而是要将秦国的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所以，他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秦国传统那种凭借“龙生龙、凤生凤”的血亲关系就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而代之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商鞅这套变法初令，似属创新，实为复古。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不辞辛苦地追寻了秦始皇祖先的发迹史。撇开《秦本纪》开篇的神话，单看两周之际秦人立国的过程，便可知秦公室鼻祖非子，原是替周天子养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而且其后代对付西戎有军功，于是拜爵封侯。商鞅无非要以严刑峻罚和重武赏功相结合的手段，帮助秦孝公实现重振秦穆公霸业的光荣。

　　怎样突破行法的双重阻力？

　　问题在于商鞅所处的“国际”环境变了。他的图霸对手，已非仍处野蛮状态的西戎，而是文明较诸秦国超胜的“中国”，也就是河东山东的三晋齐楚诸侯。更糟的是秦国的宗室权贵，早已被寄生性世袭特权所腐蚀，除了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就极端憎恶变革。当秦孝公被商鞅说服，同意变法，甘龙首先宣称“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更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照这样的逻辑，变法好比做生意，如果不能赢利百倍，就宁可守住老店里的陈年旧货，以免蚀掉老本。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既得利益者守护特权的共同口实。

　　因而，秦孝公怀着年轻独裁者常有的“及其身显名天下”的冲动[9]，支持商鞅的“强国之术”，却不能阻止自己的储君，在宫廷权贵教唆下故意犯法。商鞅明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却不敢直接依法处罚太子，“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效应看来很好，“明日，秦人皆趋令。”[10]然而，犯法的是太子，商鞅却不敢对太子行刑，而向他反对的“六虱”之一儒家所谓“教不严，师之过”的荒唐逻辑求助，让太子的师傅充当替罪羊。谚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道出了民间对法治的理解，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初令就宣称罪与罚必以军法从事，但逢到太子向他的法度挑战，就显得手软，同样宣称支持他行法的太子之父秦孝公，竟示以左庶长执法有例外的处置得当。 这不都表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还是人治高于法治吗？

　　商鞅准备变法，最大忧虑，在于预设的变法方案，将受“愚民”的反对。他自居是指导“汤、武不循古而王”的医国圣手，因而在秦孝公的御前会议上，大发议论，说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1]。假如这类言论可称主张“开民智”，那么“愚民政策”一词，应从古今中外词典中删去。

并非例外的成功

　　商鞅有没有读过《老子》？不详。但商鞅的确懂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而他在秦国变法，只许秦民盲目服从，所谓习非成是。当然禁锢民众头脑，绝非易事。据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初令颁行，仅秦国都城内谓其不便的公开反对言论，就有上千通。

　　待商鞅拿太子的师傅，当作犯法的教唆犯处置，秦都民众的确被唬住了，于是被迫守法。如前已述，商鞅的变法初令，追求的效应是在秦国以严刑峻罚为手段，强制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人人生而属于某一等级，但允许通过个人从军杀敌，便可晋爵加级。秦爵的计功原则很简单，就是“尚首功”，每在战场上割来一颗敌军头颅，便可晋爵一级。虽然将领和士兵的功绩计算，差异颇大，但社会政治地位的计量尺度为“军功”，则在秦国已成规矩。

　　这规矩在秦国自上而下说到做到。

　　相传商鞅变法初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2]

　　《史记》的这一描述，被研究古典中国改革史的中外学者，引了又引。较诸古希腊的梭伦变法，商鞅变法显得更为成功。以致如今的改革史论者，历数由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张居正变法，乃至晚清戊戌变法，认为失败是改革的宿命。唯有商鞅变法是例外。

　　我以为以上说法，只是小说家言。小说家值得重视，不仅由于《汉书》已将他们列为九流十家的殿军，而且因为中世纪众多小说描述的社会实相，经常映现历史一肢一节。但倘说时过二千多年，某部闭门造车的历史小说，已经复原消逝了的那个帝国全貌，便令人只能目笑存之。

　　比如商鞅变法，史缺有间，从汉代司马迁、宋代司马光，到清代那一批考史学家，直到清末还成为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和章太炎等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要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历史事实，至今在中国古史研究中间，仍有争论。我就不敢苟同通行的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商鞅变法史的意识形态说教，以为如元曲所讥，“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迁都的多重谋虑

　　说到矛盾的历史陈述，不妨再引《商君列传》的续记。

　　秦孝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三四七年，卫鞅在秦执政七年了，“于是（孝公）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安邑，降之。”[13]

　　然而商鞅却迅速撤军,表明他这回出击魏国,眼光主要在内不在外。从军事上击败强邻,除了展现秦国已由变法转弱为强,更可鼓舞秦国民气,慑服人心,为下一步变法措施减少阻力。证明即破魏以后，他又出“奇计”，就是迁都。

　　秦人“始国”，被周平王封为诸侯，时当公元前七七0年。那时秦国已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的平阳，筑起都城，不过三十年，便迁都于雍，故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又过了近三百年，秦献公二年（前三八三），才将国都迁到今陕西富平东南方的栎阳。不想这座都城筑成仅三十二三年，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商鞅又在渭水北岸的咸阳构筑新都。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单是新筑高城深池、宫殿府库、道路邸宅之类工程, 所耗人力物力财力便很巨大。秦国居雍已历十八君三百年，土木朽坏，水源积污。秦献公弃此旧都，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但移都栎阳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

　　前揭《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攻破魏都安邑而撤军返秦之后，说：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这里所述，与《秦本纪》有出入。后者仅说徙都咸阳，没说自雍徙之，又谓置大县四十一，却漏记禁民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唯纪年较详。综合看来，可知商鞅迁都，主要出于多重的政治考量。

　　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显名天下”吗？“都者国君所居”[14]。商鞅无疑要满足主公心愿，首先在新都起造宏伟的宫殿。宫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对的两座楼观，中间大道两旁有君主教令，所谓冀阙，又称象魏或魏阙[15]，宫内又是格式齐整的堂寝正室。君主居此，岂不威名远扬！

　　李悝《法经》不是告诫需要改变旧染污俗吗？秦人与西戎杂居，显然还保留游牧生活那种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帐幕的积习，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寝处，难免出现聚麀乱伦。既迁都而建新居，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对夫妇“同室内息”，应说促进文明教化。

　　用不着再说废“封建”而立郡县的历史意义。商鞅将小乡邑合并为大县，由国家直接派官治理，等于取消了宗室贵族对采邑的等级统治特权。因而以往贵族领地的边界“草莱”，就变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允许农民开垦，纳粮服役都交付国家，不仅使赋税有章可循，也减少了领主的中间盘剥。

　　还有统一度量衡，同样使农民工匠感到负担平均，减少因赋税不均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传世文物有商鞅量，又名商鞅方升，上刻秦孝公十八年（前三四四）铭文，证明它是商鞅迁都咸阳后铸造的标准容器。量上还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帝国建立第一年（前二二一）的诏书，足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遵循的是一百二十余年前商鞅创设的制度。

　　所以，历史效应表明，商鞅迁都是有深谋的。他首先满足秦孝公对生前赢得霸主权威的欲望，当然意在借权变法。他接着借迁都迫使秦国宗室贵族脱离权力基地，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稳，取缔他们“有土子民”的传统特权，当然还保证他们只要拥护新体制，仍可衣租食税。他同时企图借迁都使庶民营造新家的机会，改变底层社会的戎俗，但直到二千年后，陕甘宁贫民依然因饥寒而全家挤睡一室热炕，证明他们这一禁令很难实现。他所谓“开阡陌封疆”，固然使垦田和赋税的数字增加，但国富民穷适成反比，由一个半世纪后，强权较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被驱迫为国家服劳役的陈涉一伙农民，便扯起反旗，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应。

赵良不幸而言中

　　前揭《商君列传》，不是说商鞅迁都咸阳以后，“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么？劓刑，即割掉鼻子，相传为虞舜想改却改不掉的五刑之一[16]，在肉刑中算是较轻的。不过没了鼻子，谁看见便知此人是罪犯。公子虔既是秦国宗室，又做过秦太子傅，即训导官，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脸上刺了字，这时又触犯商鞅某种约束，失去了鼻子，更见不得人，时间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前三四六）。

　　这表明。商鞅尽管将秦国贵族迁到咸阳，但彼辈身在魏阙，心在故都，作为老权贵的领袖，公子虔再度以身试法，递送的反面信息，不消说是他们的群体仍在抵制这个外来人在本国搞乱的固有秩序。

　　商鞅不知他面对的秦国宗室贵族抵制变法么？不然。前揭《商君列传》，说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之后，就追述赵良见商君的对话。

　　这个赵良，显然也是异国入秦的游士，却对商鞅被封商君（秦孝公二十二年，前三四0）以前，在秦国旧都初变法，迁都再变法的过程，颇熟悉。他指出商鞅在秦得意，只依赖秦孝公以独断权力支撑，却在相秦以来，“不以百姓为事”，又不断得罪秦国贵公子，其实危若朝露，因此如不急流涌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亡可翘足而待”。

　　且不说赵良是否尊儒反法，只看他预言的商鞅命运，仅过一年，便不幸言中。

　　公元前三三七年，秦孝公死了：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17]

　　那以后，商君在魏秦间逃亡，找不到归宿，于是跑回商邑，发兵准备北赴郑国，却被秦兵越境杀死。“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18]

　　假如司马迁所记商鞅的末路属实，那么只能说这是正言若反。第一，证明商鞅法令已贯彻到秦国边境，因而旅舍主人，见商鞅拿不出通行证，便拒绝他投宿。第二，证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发兵，无非藉以保护自己流亡郑国，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杀，恰好反证商鞅没有反秦。第三，证明秦军杀害商鞅后，才将他五马分尸，因而作为“公子虔之徒”的秦惠王，宣称商鞅因造反才被车裂，可谓事后追加罪名。

《荀子》较诸《商君书》可信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争论的对象。如今传世的《商君书》二十四篇，内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遗著?自东汉至明清的学者，都没有闹清楚。我比较相信司马迁《史记》诸篇的记载，并非因为司马迁“去古未远”，而是从司马迁关于商鞅变法过程的矛盾陈述中间，可以清理出来的历史实相，较诸《商君书》可信。

　　怎么见得？我的参照系，首先是《荀子》。据十八世纪的清代扬州学者汪中（一七四四年生，一七九四年卒）《荀卿子通论》及所附《荀卿子年表》的考证，荀况晚年曾入秦访问，与秦昭王和时相范雎，都有对话；今本《荀子》内的《儒效》、《强国》，便是他与昭王、范雎对话的实录。尔后在公元前二六五年，荀况自秦至赵，又与赵孝成王和临武君，就秦国与山东六国的战争引出的问题，作过讨论，那对话见于今本《荀子》的《议兵》。

　　荀况是战国的儒家大师，西汉列于学官的儒家经传，大半出于他的传授。但荀况的学说已在修正孔学,尤其指责子思、孟轲制造伪孔学。因此，荀况虽然号称儒家，虽然惋惜秦国“无儒”，但对秦相范雎陈述入秦所见，认为秦国从百姓、官吏、士大夫到朝廷，都合乎古之治世的类型，“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19]就是说，从秦孝公、惠文王、武王到在位的昭王，四代国君对外战争无不取胜，并非徼幸，而是定数使然。这个判断，作于商鞅死后七十二年，可证商鞅变法，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没有因他被杀而颠覆。

　　商鞅不是古典中国变法的第一人。即使说因变法丧生而本人开创的改革事业仍在延续，在商鞅以前也已有先例，如郑国的邓析，楚国的吴起。

　　当然，从历史效应来看，商鞅变法二十年，不仅带领秦国由弱变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头等军事大国，而且如以前有史家形容的，开始把整个秦国改造成一台“战争机器”[20]。

　　这台“战争机器”，经过商鞅的遗嘱执行人，包括一代又一代跑到秦国寻求致身将相机会的“客卿”，不断修整，到秦王嬴政即位后已变得非常可怕，很快吞并六国，“竟成始皇”[21]。于是，作为“机器”的设计者，商鞅似乎比同时代的改革家更成功，因而人们对他何以成功的秘密，议论纷纷，也很正常。

司马光说商鞅成功在重“信”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或稍晚，《史记》作者司马迁给商鞅立传，便写了一个故事：

　　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日“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22]

　　据《史记》司马贞索隐，“秦以一镒为一金”[23]。秦衡以二十四两为一镒，五十金合秦制黄金一千二百另四两。如此重赏，表明商鞅颁布变法初令，认定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

　　时过千余年，与司马迁并称中世纪中国史学巨匠“两司马”的司马光，是北宋王朝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但他在献给宋神宗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开卷第二篇中，照录了《史记》关于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大发议论，不妨录以备考：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纯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24]

　　司马光以史论为政论，借古史教训北宋六世青年皇帝，重申孔子所谓治国三原则，即宁可去食去兵，也要说话算话，“民无信不立”[25]，那是非属于另一问题。这两段引语表明，自秦汉到唐宋列朝统治者至少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内政外交都依赖一个“信”字。信者，诚也。《论语》开篇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便出现了六个“信”字，特别强调“信近于义”，足证在商鞅以前许多年，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相互信任已是交友结盟治民睦邻的第一要义。

　　商鞅不是法治理论的首倡者，却是法治实践的表率。他在秦行法，逢到太子犯法，也曾困惑过，却在向人情让步的同时，还是力求护法。倘注意他归罪于太子教唆犯的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庶兄，便可知对此人施以黥刑，在秦国特权贵族中引发的恐惧。

　　商鞅变法成功的诀窍，如清末章太炎哀悼戊戌变法失败所著《商鞅》一文所论证的，商鞅已意识到法是制度的总称，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因而法立就不容动摇退缩，“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26]。在这里，应说秦孝公值得称道。因为他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在秦史上便似乎销声匿迹，令人感到商鞅已成僭主，视国君如傀儡。只有当他英年早逝，秦国政局徙变，权势显赫的国相商君竟然弃职潜逃，人们才得知这位秦孝公是商鞅变法的权力推手，没有孝公就没有商君。

　　所以，商鞅变法，首重取信于民，体现秦孝公赋予商鞅信任为先决条件。中国史家常常悲叹“人亡政息”，从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立即由叱咤风云的权相，化作自己炮制体制的最大牺牲，或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有深一度的了解。

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商鞅死了，商鞅在秦国两度变法的效应，仍在发酵。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没有了秦孝公的权力支持，固然使商鞅顿失怙恃，但商鞅不是已将秦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吗？秦孝公当然是统帅，但商鞅是久已实权在握的总参谋长。孝公死，太子立，统帅易人，意味着统帅的侍从大换班，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权势怎会顷刻瓦解？唯一解释，只能是商鞅没有掌握实权。他将秦国军事化，自上而下灌输“以力兼人”的理念，所实行的一切变革，都以树立君主权威为鹄的。秦孝公很乐意享受君主权威节节高的尊荣，因而商鞅的实权，既以君权绝对化为资源，说穿了便是狐假虎威。一旦虎威易主，新狐代替旧狐，商鞅不落荒而逃，才是怪事。

　　前引赵良痛说商鞅投机史，说他巴结宦官起家，相秦后又“不以百姓为事”，极力讨好秦王，与秦国贵公子为敌，“是积怨畜祸也”。所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你商君还不立即被“收”？那时秦孝公才年逾不惑，商鞅有理由不信赵良警告。

　　岂知商鞅才获封商洛十五邑，“南面而称寡人”[27]，未及两年，秦孝公便死了，他立即成为公子虔团伙的缉捕对象。

　　在商鞅被五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荀况自秦返赵，与赵孝成王及临武君“议兵”，陈述在秦观感，便说出了对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没有直说的话，以为秦国不足畏，理由呢？据荀况说，秦国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国士民，普遍畏惧权威，尽管人人都有“离心”，却听从当局驱使，充当对外攻城掠地的工具，“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

　　因而荀况便说出那段千古传诵并引发不绝争议的名言：

　　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28]

从司马迁到章太炎的商鞅批评史

　　很难用几句话来描述商鞅的为人。

　　他原是魏国公族的贱支子孙,跑到魏国充当贵族家臣,得知魏王无意用他,又投奔秦国靠与阉宦拉关系而叩开宫门,这在当时已属“小人”行为。然而获得秦孝公信用，他要求法令必行，强调“以刑止刑”，却以制造恐怖作为“止刑”代价，“步过六尺者有罪，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29]，甚至民众改变态度称赞法令，也被他斥作“乱化之民”， 一概流放边城[30]。他的确打击了心怀怨望的宗室贵戚，但显示法无例外的同时，也如前述是对带头犯法的太子曲为庇护。

　　按说执法应该无所畏惧。但论者往往忽视司马迁复述的一个情节，即赵良对商鞅说的：“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1]没有重兵保护，便不敢出门，可见商鞅对自己打造的铁幕也缺乏信任，如赵良所说“危若朝露”。

　　因而商鞅在秦行法的主客观矛盾，便成为后人争议的历史问题。司马迁肯定商鞅变法导致秦人富强，却否认商鞅为人，说他“少恩”，“其天资刻薄人也”[32]。

　　那以后，关于商鞅的争论一度变得很激烈。例如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著名的盐铁会议上。由于武帝晚年实行的盐铁酒类专卖政策，将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主要资源归政府垄断经营，导致农工商业都发生危机，人心浮动，政权不稳，被汉武帝临终时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而指定为首席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被迫召集郡国贤良文学与朝廷主管理财的桑弘羊等权贵对话，结果变成对商鞅变法以来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清算。来自民间的郡国文学从指控盐铁专卖危害国计民生，到谴责商鞅是祸首，而代表官商结合体制的桑大夫，则全盘肯定商鞅变法导致国富民强，“功如丘山”。[33]于是商鞅的变法效应和个人品格，变成是一非二的问题，由此出现的“评价”二元对立，主要体现帝国政权与郡国的利益纠葛。用所谓儒法斗争作为判断这二元对立的是非基准，是反历史的。

　　历史提供的续例，便是击败霍光家族的汉宣帝，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在意识形态上仍利用而非否定儒学。他亲手培养的一名汉家新“儒宗”刘向，便回到司马迁，宣称商鞅虽私德有亏而公德可嘉，甚至称道商鞅自任秦相，便“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所以秦孝公得成战国霸君，秦历六世得以兼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34]。

　　尔后很长时间，商鞅又成治国图强的一个楷模。三国蜀汉诸葛亮，便教训后主刘禅，要他读《商君书》。

　　商鞅的法术和人品再度受非议，是在北宋王安石称道商鞅变法而“百代遵其制”之后。但非商鞅的司马光，也曾对商鞅信赏必罚作了很高赞扬，而苏轼否定商鞅的权术，也并非为了“尊儒反法”，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尊孟”口是心非。古怪的是，时至南宋，朱熹、陆九渊两派，都自命“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回避也是一种态度。我曾指出，从程颐到朱熹一派道学家，在政治上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经学上却属于王安石新学的“遗嘱执行人”。[35]由他们回避对商鞅历史是非表态，似可为拙说一证。

　　这里不必再提清乾隆间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于子部法家类小序，只说刑名之学已为“圣世所不取”，“关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而正文《商子》提要，仅考世传《商君书》，“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暗示内容不可信。

　　当然，关于商鞅的争议必将延续。百年前发生戊戌变法，康有为谭嗣同等痛斥商鞅，表明这回变法并非追求君主专制，却引发章炳麟力求复原商鞅历史实相的谏诤[36]。

如今时过境迁，再来讨论商鞅变法和他的为人，理当走出忽褒忽贬的传统循环怪圈。倘能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商鞅的历史实相，也许更有利于这段变法史的认知吧？

注释：

[1]《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引文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下同，但以后引文标点分段或依拙意改动。需要说明，这里的“中国”，在战国时代仍属区别夷夏的文化差异的概念。翟，同狄。

[2]春秋五霸有歧说。战国荀况所指春秋称霸的五诸侯（见《王霸》篇），便无秦穆公。此据东汉赵岐的《孟子?告子》注。

[3]前揭《秦本纪》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曰”。

[4]前揭《秦本纪》孝公三年（前359）。同书《商君列传》，记卫鞅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及三见孝公，始以“强国之术”说孝公，而使孝公“欢甚”。景监，据《秦本纪》张守节正义谓“阉人也”，即景姓宦官。

[5]前揭《秦本纪》。卫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前争辩的详情，见《商君列传》，然而纪年当据本纪。据《商君书?更法》（诸子集成本），称甘龙、杜挚与公孙鞅，当时均为秦国大夫。左庶长，秦爵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谓秦爵分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又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谓秦制自左庶长以上至十八级大庶长，都是军将，大庶长即大将军，左右庶长即左右偏裨将军。但秦爵的等级次序是商鞅变法以后所定，此前秦官仅见庶长，有统军权，屡在秦国政变中充当主角，见《秦本纪》怀公四年、出子二年等。秦变法前仍存戎俗，尚左。因而秦孝公六年，以卫鞅变法初见成效，拜他为左庶长，便意味着任命他为掌握军权的大臣。这是我的推断，书此备考。

[6]说见《尚书?尧典》郑玄注。清代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谓百姓有二义，或指百官， 或指小民。但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则两引《国语》证明郑玄注有古典依据。今从郑注。

[7]前揭《汉书?百官公卿表》，秦爵有大上造，列第十六级，而无大良造。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商君列传》“大良造”，谓即大上造，传称良造“或后变其名耳”。这是臆测。考《史记?六国年表》，于秦孝公十年（前3521）记“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二十二年（前340）又记“封大良造商鞅”，就是说这中间十三年，卫鞅由秦军统帅而相秦，直到封列侯称商君，即到达秦爵最高的二十级前，他的官爵都是大良造。《资治通鉴》周纪二载显王十七年（即秦孝公十年）“秦大良造伐魏”，胡三省注引司马贞说以后，显然觉得不妥，因作别解：“余谓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这更属牵强附会，无法说明商鞅相秦十多年，爵止十六级，怎会突然来个三级跳，分土封侯？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秦国正式称王置相之前，相国就称大良造。这由秦太子即位杀商鞅未称王前，拜犀首为相，而《六国年表》于秦惠文王五年（前333）记曰，“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可证。

[8]前揭《商君列传》，于引文前谓“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核以前揭《秦本纪》，可知初令颁于秦孝公六年。其中，“相牧司”，《通鑑》周纪二，牧作收，清王引之谓当作牧（《读书杂志》引），“凡相禁察谓之牧司”。属籍，公族同宗人口的名册，以区别国君同族亲属的宗支、行辈、嫡庶等血缘联系，据以确定各人应享的身份等级礼仪财产等特权。无军功即除属籍，表明商鞅借恢复秦国嬴姓公族得以起家的部落兵制传统为名，减少依仗血统享受世袭特权的公族人数，迫使大量公子公孙子弟从事征战，否则就降为平民承担租赋力役。这是战国改革家用以削弱寄生贵族实力的通行手段。“明尊卑爵秩等级”，当指商鞅制定以军功论赏罚来重组社会的权力和财产结构的措置。所谓“臣妾衣服以家次”，家即指依丁男重分的人户，而户主可依军功大小所获爵级，占有土地奴婢，可知商鞅“壹法”，没有取消家庭奴隶，相反鼓励国民通过投身战争，提升占有土地奴婢的特权等级，并用规定各等级之“家”的男女奴隶的服饰式样色彩，来刺激将士好战善战加官晋爵。令末重申“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谓富人不在战场上拼命，就禁止僭用唯军功爵级才能享有的不同礼仪服色。以往学者诠释商鞅此令，多误解。

[9]前揭《商鞅列传》：“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据《秦本纪》，卫鞅说孝公，时在孝公三年（前359），这年孝公二十四岁。

[10]卫鞅处置秦太子犯法事，《商鞅列传》谓时在“令行于民期年”，即秦孝公拜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此年，当孝公七年（前355），公二十八岁。《秦本纪》于孝公二十四年（前338）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接着追述“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而鞅要求秦君“黥其傅师”云云，未明言事在何年。按同纪谓惠文君“三年（前335），王冠”可知他追杀商鞅时，年十七岁，上推可知孝公七年，这位太子才出生，婴儿岂能犯法？因而司马迁于惠文君即位那年追述其事，只得含糊其辞，将太子犯禁时间说成“鞅之初为秦施法”期间，也可反证本传所谓“令行于民期年”，“于是太子犯法”，必非孝公七年事，更非如司马光《通鉴》应系于孝公三年（前359）。然而太子犯法，必有其事，唯时间未见前人有确考，姑置于变法初令与迁都后次令颁行之间，并存疑。

[11]说见前揭《商君列传》。《通鉴》周纪二于秦孝公三年也节引此说，但仅略引甘龙“缘法而治”二语，将杜挚所谓“利不百，不变法”云云全部删去。传世本《商君书》首篇《更法》全为公孙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御前会议的辩辞，但较诸司马迁所记更详，未知何据？

[12]前揭《商君列传》。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八本传此段下引中井积德，谓行之十年，当作七年，“是变法七岁，孝公即位之十年，而以鞅为大良造也。”

[13]这次战争发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商鞅率秦军围困魏都安邑，逼迫该城守军投降。 《史记》凡三见其事，《秦本纪》《六国年表》所记，均与《商君列传》一致。但《通鉴》仅记此年“秦大良造伐魏”，胡三省注力辨是时魏国犹强，其都城安邑不可能遽降，因而司马光删略商鞅逼降安邑一事是对的。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更说前揭《史记》三篇都错了，当据《魏世家》纠正“安邑”乃“固阳”之误。但固阳被秦军围降在次年，与安邑降秦同列于《六国年表》，没有证据表明司马迁将两次战役混作一谈。

[14]刘熙《释名》“释州国”。

[15]同上《释名》“释宫室”。参看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的引证。

[16]《尚书?舜典》谓舜曾拟“象以典刑”，改用某种体罚，象征性代替肉刑，但晚年又命皋陶作法官，“五刑有服”，至战国仍在沿用。伪孔安国传：“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即黥面，削鼻，断足，阉割，处死。

[17]前揭《商君列传》。客舍人，中华标点本无“舍”字，据《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验， 《战国策》高诱注：“信也。”指官方给予的通行证明。敝，坏，意为恶劣。

[18]同上注。徇，示众。

[19]《荀子?强国》荀况在秦答应侯范雎语。数，定数，非人为的既定秩序。

[20]多年前读中国史某论著所见，印象中似为张荫麟所云，但近日索检张著《中国史纲》， 未见此词。记以待查，兼免掠美。

[21]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司马迁在此纪和《陈涉世家》两篇后论中分引的贾谊《过秦论》，乃公元前二世纪中叶世界政论史中的奇葩，唯百年来仍未见历史的解。

[22]前揭《商君列传》。“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云云，《史记会注考证》改“已”为“己”， 并连上读为“恐民之不信已”，非。此“已”表示过去，作“既”解，意谓变法令颁布前，商鞅唯恐民众怀疑法令的诚信度，“已”即在法令制订完成以后，乃树木立信。当时卫鞅只是入秦碰运气的外国落魄士人，虽取得国君赏识，却只是代秦孝公草拟变法令，在秦尚无位无权无名，就怕秦国人民大众“不信己”，岂非妄想狂？因此，泷川氏臆改字读，谬甚，可为当下国学狂热症患者不通故训又胆敢臆说经史典籍者，充当复辙之师。

[23]《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司马贞索隐：“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清代焦循《孟子正义》引《国语》，“二十四两为镒”；又东汉赵岐注《孟子》，亦谓“古者以一镒为一金，一镒者二十四两也”（《公孙丑》章注）。因此，卫鞅代秦孝公制定的徙木示信的赏格，相当于秦衡的黄金一千二百零四两，堪称巨赏。

[24]《资治通鉴》周纪二显王十年（前359），当秦孝公三年。

[25]《论语?颜渊》子贡问政章。

[26]《訄书》重订本《商鞅》，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第三卷，页259-26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又朱维铮编校《訄书（初刻本、重订本）》， 页265-268，《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本，三联书店(北京、香港)1998年版。

[27]前揭赵良对商鞅语。据《六国年表》，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封大良造商鞅，即鞅由大良造封列侯，以封地称商君。《商君列传》谓封于商、洛十五邑，在今陕西丹凤（商）、洛南之间。商君在封邑中“南面而称寡人”， 本传又称他在秦惠文君即位后，“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 就是说其封邑拥有封君可驱使的武装，表明商鞅变法没有在秦国完全“废封建、改郡县”，他本人甚至成为新建的“国中之国”的领主。

[28]引文均见《荀子?议兵》。

[29]《史记》本传裴駰集解引刘向《新序》。秦度以六尺为一步，如测量长度超过这标准，就要受罚。秦法弃灰于道有刑，又见刘向《说苑》。按此刑相传殷代已有。古代筑舍于邑道边，多茅草屋，如将灰烬弃道中，而燃烧未尽，极易引发火灾，所以弃灰于道必判刑，并非小题大做或轻过重判。临渭而论囚，论指判罪。据《汉书?刑法志》，商鞅在秦，“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脅、镬亨（烹）之刑。”商鞅于咸阳南的渭水边论囚，未必全判死刑，但滥施肉刑，也可血染渭水。

[30]前揭《商君列传》。传又谓“其后民莫敢议令”。或据《商君书》，以为商鞅行法治，“欲 使人人皆知法令”，可使“万民皆知所避就”，达到“无刑”的目的（见《吕思勉读史札记》，页378-380）。但《商君书》多数篇章乃后世作品，看《史记》这则记录，当知商鞅旨在要求秦民盲从法令，说是说非都受惩办。

[31]赵良事见前。后车，侍从所乘副车，形制与主车同。从车，即路车，武装的大车。骈脅，胸肌发达如肋骨并合为一。骖乘，同车的陪乘。闟戟，或说是戎服插有四戟，或说插有短矛短戟各二。

[32]前揭《商鞅列传》太史公曰。

[33]汉宣帝时桓宽《盐铁论》，便是这次盐铁会议的详尽描述。无需重说，桓宽是同情郡国 文学，而否定桑弘羊等坚持的盐铁酒类专卖政策的。其中《非鞅》篇，突显关于商鞅其人其法，在公元前夜的西汉朝野，就已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见解。争论的焦点是治国之术。从历史角度评论这一争论，已属另一问题。

[34]前揭刘向《新序》。

[35]参看拙作《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等篇，见《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6]章炳麟（太炎）于戊戌七月，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便著《商鞅》 一文，说：“凡非议法家者，自谓近于维新，而实八百年来帖括之见也。”此文收入《訄书》初刻本。以后章氏重订《訄书》， 至民国初又修改，更名《检论》，均收入此篇，内容文字也都有增删，基调则未变。三篇均收入朱维铮编校《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前揭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杨义，广东电白县人。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海内外出有学术著作40余种，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

孔子（公元前2025-08-04—公元前2025-08-04）

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图为大成殿。

　　演讲人：杨义　　时间：2025-08-04　　地点：澳门大学

　　孔子还原研究的困惑

　　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在孔子还原研究中，我们首先接触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两千年间大量的孔子研究，究竟是在研究本来的孔子，还是在研究历代儒林人士和统治者层层叠叠地给孔子附加上的涂饰？

　　孔子从春秋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者和教育家，演变成圣人，经历了周秦时代的“前圣人时期”，从汉到清的“圣人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失圣人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后圣人时期”。

　　在这两千余年中，“圣人时期”所占的时间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孔子受到一浪接一浪的学术上的解读和政治上的诠释，积累不可谓不丰厚。同时又颇有一些“圣人之徒”，以千差万别的姿态和色彩，对之进行着闪耀着灵光的装扮、涂饰和改造。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一旦成了圣人，他的名字就成了公共的文化符号，人们可以尽心竭力地对之进行阐释、开发、涂饰和包装，他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属于他本来的自己了呢？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如何，以及孔子思想的本来，从而能够在本来状态中透视孔子及其思想力量的来由和去向。

　　我们不妨看一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失圣人时期”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教训。由于近代史上袁世凯的祭孔和推行在学校读经，以及后来的军阀、政客和侵略中国的日本的崇孔等等别具用心的开倒车行为，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潮知识分子群体在五四前后，出于现代启蒙和救亡图存的需要，曾经把批判孔子当作诊治“中国愚弱病”的文化战略的构成。

　　细心考察起来，他们的文化批判主要的也不是批判本来的孔子，而是两千年沉积下来的对孔子的解释和涂饰。批判的结果，使孔子头上的灵光和脸上的涂饰消解了，剥落了，颜容黯淡，斑斑驳驳，显出一副迂腐相或者滑稽相。剥除涂饰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涂饰剥落之日，或许就是事物本真呈露之时。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清理一下，当时最深刻的思想者鲁迅剥落孔子涂饰之时，到底留下什么文化启示。

　　鲁迅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几乎读过全部的“十三经”，但他当时的思想趋于启蒙的异端，文艺上提倡“摩罗诗派”。鲁迅在杂文中又以调侃的笔墨作所谓“学匪派考古学”，他以带叛逆色彩的“学匪”自我戏称，对孔子抱着一种“并不全拜服”的态度，写下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既然态度属于“并不全拜服”，他采取的就不是崇拜圣人的姿态，在一边调侃、一边推衍中，为自己保留足够的精神自由，就连文章标题也显示几分无拘无束的吊诡。看他这样调侃儒家“中庸”的思想方法：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著“中庸，中庸”的原因。

　　鲁迅看问题，总是透入一层，深入到语言背后的社会心理，看到了人文学理的创造存在着某种“病灶效应”。透视这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其实也是触摸到了孔子的本意。??

　　春秋战国之世，社会混乱，战祸频仍，处理人际、国际关系，岂有“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可言？鲁迅引用来自儒家经传《尚书·泰誓》“除恶务尽”一语，以及《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食肉寝皮”一语，来说明中国人并不中庸，可谓切合孔子发表中庸言论的时代情境。历史真是富有戏剧性，乍看起来，鲁迅与孔子思想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却在这种有意无意的调侃之间，不期然而遇合。就仿佛在登山，一个从东面出发，另一个从西面出发，相距可谓遥远，但一旦“会当凌绝顶”，在“一览众山小”的时候，却不期然而遇合。这种殊途同归，也许就是思想史上有意味的吊诡。但是，吊诡中存在的真实，有时是更深刻的真实。从中可以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切中要害地针对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的。孔子思想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有的放矢，对于中国社会的病根和病灶，具有潜在的针对性。这就是孔子思想的力量由何凝聚之处。

　　产生核心观念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基于这种辨证施治的实践精神，孔子的一些核心思想往往切中当时中国的病根，创造性地突出和强调一批关键词，将之注入历史过程的潜流之中，发挥着对社会病灶进行疏导和疗治的功能，推动社会由乱归治，不同程度地获得了重新健全发展的文化力量。其中，包括仁、礼这类儒学关键理念，概莫能外。

　　首先，我们来考察“仁”的理念。“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向来没有疑义。在强调“仁”的重要价值时，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把“仁”升华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他的弟子将此化为一种气节，如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见“仁”是孔门道脉相传的一条脉络。这条道脉的关键性，使我想起一位英国女作家的话：“在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圣人的特征，如果同情他人的苦难、热爱他人、努力达到某种配得上最严格的精神要求的目标，这些特点构成圣人的品质的话。他们身上的圣人气质，使我们为自己的世俗卑琐而羞愧，使我们那么多小说变成了虚饰和儿戏。”

　　有意思的是，孔子重“仁”，却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导致《论语·子罕篇》一开头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实在使得历代颇有些解经者大惑不解：一部《论语》20篇中，有16篇用了109个仁字，怎么还将仁列入“罕言”之列呢？这主要要弄清楚“言”字的意义。言、语两个字意义相通，但对比着讲的时候，意义又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论语》中孔子虽然反复谈论仁，但那多是回答弟子和他人的提问，以及进行论辩的话，自己作为一个命题首先发端，并且正面做出界定，就非常少见，因此只能说是“罕言”。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难免会造成“仁”这个概念的边界模糊；但它也潜伏着一个好处，使仁的内涵和历史适应性留有不少弹性，以及可解释的余地。当仁解释为“把人当人来对待”，而且与“爱人”，与“泛爱众而亲仁”联系起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超越时代的阻隔，进入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之中。

　　礼是儒家学说的基础和法度，在十三经中有三《礼》，由此可见其互相阐释、互相补充的庞大体系。蔡尚思先生以为孔子是“宗法礼学祖师”，其思想体系“以礼为核心”，在阐述了“礼独高于其他诸德”之后，列举了礼为仁、孝、忠、中和、治国、法律、外交、军事、经济、教育、史学、诗歌、音乐等等三十余个项目的主要标准，几乎是无所弗届。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礼学体系的最终关切，还是以礼治国、以礼施政：“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与刑，是通常的治国术，而在孔子心目中，德与礼是更得人心、更高级的治国术。因为“为政以德”，孔子是看得很高的，说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礼与德并举而置于政与刑之上，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

　　因此，孔子教弟子执礼，也就是为从政准备人才。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就是说，孝友之礼，是为政所需。

　　孔子为何如此强调正名，强调礼乐，并不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名正言顺，礼乐雍容，而是到处存在着僭名越制，礼坏乐崩。曾有孔门后学说过：“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孔子作《春秋》所提供的此类鉴戒，从历史事例上展示了礼坏乐崩造成的严重政治效果。孔子是针对现实之痛，提出他的礼学优先的理论的，实在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社会上礼的流失而强调理论上礼的尊严，直指社会之痛开药方。这就是精神创造，注重“病灶效应”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

　　尚需补充说明的是，所谓反归纳法的“反”字，意思并非反对，而是反向。在现代逻辑学中，由培根强调和创设的归纳法，已经被视为有些陈旧，只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自然科学。英国的罗素已经指出这一点。人文学的创新，可以参照和借鉴、但不能绝对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它应该有自身的一些思维方式。它可以总结社会上成功的经验，但是当社会上尚无成功的经验，反而多有失败的教训的时候，它应该放飞思想，在反反得正中，实现精神文化创造的飞跃。这也许就是我们剥除涂饰，由“病灶效应”探知“反归纳法”，进而还原真实的孔子力量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关于女子与小人的新解

　　只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有事实根据的还原，就会发现，今人对孔子的一些指责，指向的也许不是本来的孔子，而是圣人之徒加在孔子脸上的涂饰。

　　不管采取何种思维方式，思想的产生，都是社会实践和精神体验的结果。因而对孔子的思想言论，要紧的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分析其生命的遭际和心理的反应，而不能将之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游离出来，孤立地向某个方向作随意的主观引申，普泛化到了不靠谱的程度；也不能百般曲解、回护，为圣人讳，为了制造“句句是真理”而失去实事求是的准则。

　　比如，《论语·阳货篇》孔子的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此语在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思潮中，最受诟病。以往注家也有所觉察，就进行回护。

　　其实与其费尽心思地为这句话的正确性作辩护，倒不如考察一下这句话产生的历史境遇。孔子的政治生涯中，两遇女子。一是《论语·微子篇》说的：“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对于此事，《史记·孔子世家》综合先秦文献，是这样演绎的：

　　定公十四年（当为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这里既讲到孔子为政带来“男女别途”，又讲到齐国“女子好者”八十人，在孔子政治生涯造成转折中的负面作用。孔子离鲁途中作歌，指责“彼妇之口”、“彼妇之谒”，而季桓子则感叹“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在如此情境中，发一点“女子与小人”并提的感慨，不也是不会令人意外吗？与其说孔子在抽象地谈论“女子”，不如说他在批评“好女色”；与其说孔子在孤立地谈论“小人”，不如说他在针砭“近小人”。

　　再看另一次遭遇女子。《论语·雍也篇》记载孔子离开鲁国而出入于卫国，发生“子见南子”事件。

　　据《吕氏春秋》，孔子是通过卫灵公的宠臣的渠道，见到卫灵公的釐夫人南子：“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这个嬖臣弥子瑕，大概就是《史记》所说的南子派使的人。这次拜访却引起子路的误会，害得孔子对天发誓。而卫灵公却没有因此尊敬和重用孔子，只给他一个坐在“次乘”上，跟在自己和南子的车屁股后面的待遇。引得孔子对如此女子、如此小人，大动肝火，痛陈在卫国，“好色”已经压倒了“好德”。并且为此感到羞耻，离开了卫国。在如此情境中，孔子对“女子与小人”作出申斥，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当然，孔子身处宗法社会，他建构礼学体系时，难免有男尊女卑的偏向，这也不足为怪，现代人没有必要设想孔子为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奇怪的倒是一些“圣人之徒”竭力否定这些历史情境，似乎要洗去圣人身上的污点，并将他在特殊情境中说的话，加以普泛化，给人吹出一个个“句句真理”的肥皂泡。这反而随着历史进入现代，这些“肥皂泡”破裂，成了人们指责的话柄。只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有事实根据的还原，就会发现，今人对孔子的一些指责，指向的也许不是本来的孔子，而是圣人之徒加在孔子脸上的涂饰。只有消解这类涂饰和包装，才能如实地分辨孔子的本质和权变、贡献与局限、精华与糟粕、短暂与永恒。我们谈论孔子的力量，才是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力量。

　　孔子力量的根源

　　孔子成功的“人生三根本”：备尝沧桑、阅历天下和学贯根本。

　　至此，我们就可以分析孔子及其思想生命力的历史依据，也就是分析这种生命力从“由何凝聚”到“何由再生”了。一个生前并不总是得意的人物，为何历经两千余年还以其思想泽及后世？历代统治者和士人，在治理国家和处理事务，建设文化和培养人格的时候，为何总是忘不了他？他被人利用，难道他就没有被利用的价值，甚至使利用者增加一些文化软实力？历史虽然有时很搞笑，但从长远的时段来说，历史总是严肃的，总是回顾它值得回顾的人物，珍惜它应该珍惜的遗产。

　　这就是说，历史造就了它的思想巨人，思想巨人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丰厚的历史土壤之中。我们的还原研究，实质上，就是有根基的研究，而不是拔根研究。有强大的根系，才有一棵大树的强大生命。我们应从这个维度上解读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这个思想巨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有三点值得注意，或者说，这就是孔子成功的“人生三根本”：

　　（一）备尝沧桑 他出身贫且贱，虽然他的祖宗血脉可以上溯到殷商部族和宋国贵族，但他的家族流亡到宋国，已经超过了五代。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小邑的大夫，更像一个勇武多力、冲锋陷阵的武士，在孔子三岁时就死了。因此孔子成了大名之后，还不忘本，听到子贡称他“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就坦诚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从社会底层走出来，在鲁国季氏家族当过会计、管牲畜的小吏，流亡到齐国，又当了高昭子家臣，一切都从基层做起，一直做到一等封国，即周公之国鲁国的治理大臣。这种卑贱者的人生奇迹，使他有机会接触、亲历、考察社会的各个阶层，洞察了形形色色社会人物的深层心理。

　　（二）阅历天下 孔子于鲁定公时代参与鲁国国政之后，从五十五岁离鲁赴卫，开始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列国周游。其间去卫适陈，遭遇匡人围困；过蒲返卫，其后游历于曹、宋、陈、郑、蔡、楚诸国之间。于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遭遇宋司马桓魋欲拔其树、害其身之难；陈蔡之厄，被围困而绝粮七日，还是讲诵弦歌不衰。孔子从五十五到六十八岁，率领着一个士君子学术群体，不辞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在黄河、淮河间的原野上，习礼作乐，偶遇、交接、会见野人、隐者、狂者、官员、国君诸色人等，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国际的升升沉沉，思考着行道的可能、民众的动向、各国的状态、人文的命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长征”，将儒家文化播洒到中原腹地和中原边缘的土地上，又从中原腹地和中原边缘的土地上汲取多样性的文化因素。

　　（三）学贯根本 孔子是一个学习型的伟大智者。他天性好礼，不耻下问，学无常师。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乃是《论语》天字第一号的反问。一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乃是孔子通行天下的信条。学习，是孔子给中华民族的第一遗训。

　　孔子问学，逐渐形成四个维度：

　　一是故土鲁国的经验和文献，对于“每事问”的孔子而言，自不必说。二是远赴洛阳向老子问礼，以及考察周室的典章制度。三是到杞、宋等国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夏商的文化遗存。四是问学不避夷狄，觉察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二十八岁即向郯子请问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之礼。这就是孔子的“问学四维度”，其知识触角涉及中国文化的中心与边缘、古老与当今，形成了一种包罗万象、多元互动的文化观和知识结构。就从“四维度”本身来说，它就是一种大眼光、大智慧，就是对文化之为文化的一种能够把握本质的理解和了悟。

　　基于这种文化理解和文化了悟，以及孔子经历社会的底层到上层纵深度，周游列国的空间广阔度，晚年孔子回到鲁国之后，除了与鲁公论政，与弟子门人论学之外，将自己对历史、社会、文化的大彻大悟用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整理。在此六经序列中，《诗》、《书》、《礼》、《乐》，是孔子与弟子论学早就采用的教材，他晚年归鲁后的主要精力用在《易》、《春秋》的研究和整理。治《易》以“究天人之际”，作《春秋》以“通古今之变”，从而在本质意义上增加了整个六经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底蕴。六经是孔子一生精力所系，有孔子，才编成六经；有六经，才实现了孔子。孔子六经，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套融汇了儒学道统和义理、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性格和进程的文献集成。

　　从上述孔子的“人生三根本”、“问学四维度”中，我们不难领会到，孔子是洞悉历史奥秘、社会实情和人心隐微的，因而能够从历史变异、社会危机和人性缺陷处，采取反归纳的思维方式，提出一整套疗治宿疾沉疴的富有应对力量的拯救性的理念和方法。一旦看透了当时中国人好走极端，他就提出中庸的思想方法；如若痛感了当时政治上暴力横行，他就提出仁的理念和原则；何况亲历了当时社会上礼坏乐崩，他就构建严格的礼学体系。尽管这些理论建构在当时难以施行，但他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是一种历史责任，其中有值得为之的崇高或神圣的宗旨所在；不可为，乃是历史的时机没有具备，只能在不可之中求可，为人的意志做一个可以昭示后代的证明。这就使孔子成了春秋末年出以君子风度的社会透视者和文明批判者，由于他对社会反面的东西痛心疾首，又采取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反反得正，他的许多言说反而是从正面立论者居多。

　　由于孔子的许多关键性的思想理念，是在针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失范和缺陷，采取反归纳法而达成的，因而当这些失范重现，或者缺陷犹存的时候，孔子思想的拯救功能和力量，就会重新恢复和激活。由此不难明白，孔子思想是深刻地切入古老中国国情的思想，对国情的不断反馈和拯救，使它的生命力长久不衰。理论与国情之间难分难舍、不依不饶的张力关系，就是二千年来孔子思想不断被召唤到文化舞台的中心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点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历代统治者的利用，利用的成分是有的，但利用也得有利用的根据，利用的必要，恰如孔子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思想作为古代社会二千余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圣人时期”的许多文化政策，都可取来作证。

　　然而，当中国社会开始现代性转型的时候，为何又出现儒学贬值的“失圣人时期”呢？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鲁迅戏译为“摩登圣人”，为何不“摩登”了呢？这是因为新文化先驱在输入学理、重估价值、再造文明的时候，以激进的姿态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之时，对固有传统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功能。新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排异中运转，必然导致被排异的对象一时脱离文化生命运行机制，供血不足，出现“脱屑效应”，形成所谓废物沉积的变异。而且在文化封闭的状态中，过去的涂饰层层剥落，早已有废物沉积，新旧沉积浑成一堆泥巴。这说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不能采取封闭式的发展，也不能采取拔根式的发展。它应该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激活多元文化要素的活力，包括孔子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维系中国文化命脉、只要经过现代阐释、即可焕发活力的重要理念和智慧形式，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建构我们现代大国博大精深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创新体系。这里又用得上老子的一句名言：“反者道之动。”我们前面反复论证的孔子深入历史、现实、人性的脉络，对其深层的缺陷、危机和阴影，采取反反得正的反归纳法的思维方式，也应得到高度重视和深度激活，使之转化为一种富有现代功能的思维方式。

来源：《光明日报》（2025-08-0405 版）

　　以往论者讲“儒法斗争”，认为孔子重人治不重法治、反对变法，是旧制度的卫道士。此类观点值得商榷。徐复观曾讲：“说儒家重人治而不重法治，便首先要看对‘法’的解释……若将法解释为刑法，则儒家确是不重视刑法，但并不否定刑法。若将‘法’解释为政治上所应共同遵守的若干客观性的原则，及由此等原则而形之为制度，见之于设施，则孟子乃至整个儒家，是在什么地方不重法治呢？”徐先生接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论述了儒家对法治的重视，并强调：孔子所谓“‘齐之以礼’的‘礼’，其基本精神正合于现代之法治，而法家的‘法’，偏于刑法的意味重，并与现代的法治不同。因此，‘齐之以礼’即是主张法治。”此论对于纠正一些人对于儒家和现代法治的偏见，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孔子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儒者在野不得位，只好侧重于“内圣”；一旦得位就会内圣外王并重，而不免执法。孔子任鲁国司寇，是最高法官；孔门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钱穆说“法原于儒”；郭沫若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由礼制到法制，实乃内圣外王之道符合逻辑的演进，遵礼与执法并不矛盾。荀子曰：“礼之所以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胡适讲：“‘礼’字广义颇含法律的性质。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裁制力”。故以自然法则为依据的“礼”，颇具“自然法的性质”。孔子及其弟子从政，是要尊君权，强公室，抑私门，养民也惠，富国强兵。这也是先秦进步政治家大都遵循的基本准则。当自然法（礼）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政事之儒就不能不本着孔门为政的基本准则，制定成文法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由自然法而产生成文法，由政事之儒产生前期法家，是历史的必然。成文法产生以后，法与礼是互补关系，礼制与法制并非水火不相容。产生于子夏门下的李悝、吴起等前期法家，皆具儒之本色，与孔门政事之儒如冉有、子路等并无不同。孔子主张对“礼”不断有所“损益”，是政治上的改良派，而并非革命派。这与其说是孔子个人的局限，毋宁说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因为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王室、周礼等还有相当的号召力和不可低估的作用，诸侯争霸都还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要循“礼”而动，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氏、晋国几家强卿等，都还无力取代公室，就是有力的证据。变法维新，其实也是对“礼”的一种“损益”。孔子不反对子产主持“铸刑书”，就证明他并不反对变法，也不一概反对刑法。他对于刑法的态度，关键是看这“法”的具体内容如何。

　　一些论者无视孔子十分推崇子产，并不反对郑国“铸《刑书》”的事实，单就孔子批评晋国“铸刑鼎”而认定其反对变法。这就要考察孔子反对“铸刑鼎”的真正原因。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从引文可知：晋国刑鼎所铸“刑书”，并非什么“新法”；而是“夷之蒐也”。“夷之蒐”在“铸刑鼎”的108年前，据《左传·文公六年》：文公六年春，晋国在夷地举行“大蒐礼”（大阅兵演习）。晋襄公已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食邑于贾，又称贾季）“将中军”，为中军帅（正卿）；以赵衰之子赵盾“佐之”，为副帅（次卿）。太傅阳处父曾是赵衰部下，“故党于赵氏”，逾越职权“改蒐于董，易中军”，推举赵盾为中军帅，顶替了贾季的正卿职位。赵盾一上任，就制定一系列“事典”、法令，以授太傅阳子（处父）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孔子说“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说明刑鼎所铸“范宣子所为刑书”，即赵盾制定而“行诸晋国，以为常法”的刑法。据钟肇鹏考证，其中“董逋逃”乃“督察追捕逃亡奴隶”，“是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法律”。赵简子、荀寅“铸刑鼎”，不铸晋文公主持制定的使晋国强盛成为霸主的“被庐之法”，而铸赵盾（赵宣子）制作的“宣子之刑”，显然有背孔门尊君权、强公室的政治准则。

　　孔子批评夷蒐之法是导致晋国上下失度、贵贱无序的“乱制”，也有切实的历史依据。据《左传》，在此法颁行的“文公六年”八月，“晋襄公卒，灵公少”，赵盾主张迎立在秦国的公子雍，贾季主张迎立在陈国的公子乐。两人各派使者去迎接各自想要拥立的公子。赵盾竟派人杀了回国途中的公子乐。贾季怨恨阳处父“易其班也”，遂指使续简伯杀了阳处父。赵盾又杀了续简伯，贾季被也迫出走离开晋国。从此开启了晋国大臣擅权，政出私门，大夫越位，班次失序，争权夺位以致杀戮的混乱之局。

　　除了“法”的内容，引起孔子不满的第二个原因，是主持晋国“铸刑鼎”者越权行事。像制作刑器这样的大事，本当由晋君或者正卿主持。当时，晋国的正卿是魏献子，身为“下卿”的赵鞅、荀寅借“帅师城汝滨”之机“铸刑鼎”，实属“擅作刑器”。这样的乱政在晋国得以通行，就是因为公室衰微，政在几家强卿大夫，“铸刑鼎”显然是要强化这一局面，维护几家强卿的既得利益。孔子正是从晋国“乱政”得以通行，作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判断。这一判断，应当说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郭沫若曾讲：“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孔子不仅不反对子产“铸刑书”，还极为推崇子产，赞佩子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为政方略；“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仔细研究孔子与子产的异同，可以说此二人都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政治观点确有多方面的一致性；其区别则主要是在野和在位之分。在位者以政治家为主，兼具思想家的特点；在野者以思想家为主，兼具政治家的特点。从《左传》子产“不毁乡校”和舆人称赞“我有子弟，子产诲之”等记载来看，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体制终结后第一位伟大的私学教育家，那么，子产就是政教合一体制内最后一位伟大的官学教育家。从孔子对子产一往深情的表现，借用孟子评论曾参、子思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子产、孔子同道，二人易地、易位则皆然。《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称赞子产的“君子之道”就是为政之道；孔门的为政之道，与子产并无不同。

　　那么，为什么子产治郑游刃有余，而孔子却在鲁失位，周游列国又四处碰壁得不到重用；连孔门弟子坚持孔子之道，也难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呢？

　　这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切不可作简单化的判断。既不能说孔子及其弟子缺乏政治才干，更不可武断地归于孔子保守、开历史倒车之类。笔者以为，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原因：一是春秋末年还普遍实行着世卿世禄制度。子产若非公孙，即便有幸为卿，也难以在“国小而偪，族大宠多”的郑国成功地执政。而孔子及其弟子既非公族子孙，亦非强卿之后，出身中下层而凭个人才干跃居卿位已属十分罕见，执掌国政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更是难上加难。孔子的政治悲剧，总的说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当时难以实现的悲剧。孔子为政于鲁，外挫强邻以捍卫主权，内尊君权以强公室、抑私门，基本目标是富国惠民强兵，促进鲁国强盛。其为政的基本方略，对统治者而言是“足食，足兵，民信之”，要求执政者宁可饿死也不能失信于民；对民众而言则是“庶－富－教”，对民众施教既有礼乐教化，也有军事训练以备战的内容，并非单纯“以德治国”。有论者说孔子把信义置于民食之上，让人民宁可饿死也要守信，实在是误读或曲解。这比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是明显的退步。平心而论，孔子的为政目标和基本方略，与子产相差无几；但在政治操作层面，缺乏子产那样对于人性“无欲实难” 的透彻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使人们“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的巧妙驾驭。这大概就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键性区别。

　　总之，孔子的政治局限性，主要是作为思想家的局限性。既有其政治理想过于高远，侧重考虑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不切合各种政治势力的近期利益和现实需要；也有对统治者品德要求过高的问题。他既不重视利用或顺应各种政治势力的私欲，也不善于适时做出必要的妥协退让，显得原则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5-08-0415 版）

　　【关键词】春秋战国；灾害救助

　　【作者简介】王星光，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70059）．

The Interstate Salvation against Disaster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NG Xing—guang
（History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52，Henan，China）

　　Keywords：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Disaster-relief

　　Abstract：It was a unique period in China that multistates standing in great numbers，and each did things in its own way．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disaster-relieve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Xia and the Shang Dynasties．The content on dis— aster-salvation between the suzerain and its feudal states and interstates was recorded clearly in the“Xiongli”and“Huangli，，in“Zhouli”in the Zhou dynasty．The contents on disaster-relieves among vassal and states were contained within the idealistic systems of thinkers such as Confucianism and Mohist，which was listed in the covenants made be— tween states．just like“Battle of boating”as an instanc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It can not be denied that the chaotic endless hegemony imposed utilitarian on such disaster-reliev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evitably， some even taking disaster-relieves on as a supplementary means of wars．But such fact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basic moral values maintaining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ere not devoid even in the chaotic era in spite that the assis— tance to the affected countries always alleviate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which made for alleviating the endless cha— otic conflicts．All of these had provided US with historical experience．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长达五百多年的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的年代。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各诸侯国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在灾害来临时，有些国家从道义的立场或从本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受害国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了赈济粮食等不同形式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受害国的负担。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1】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对后世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加以分析和研究。【2】

一、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灾害救助的思想渊源

　　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有必要追溯一下与之相关的思想源流。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3】的记载。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芒芒禹迹，画为九州”【4】的夏朝，实际上仍是邦国林立、以夏王朝为主体的族邦联盟。“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5】，正是邦国众多的写照。邦国之间，遇到灾难，应如何应对，是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史记·夏本纪》载，虞夏时，大禹“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6】。这是说大禹在诸侯邦国遭遇“食少”缺粮的饥荒之时，即下令“调有余相给”，给予救济援助，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及汤之时，诸侯三千”【7】，“汤放桀万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8】，这些都说明夏末商初仍有为数众多的小国。《孟子·滕文公下》曾讲述了商汤助葛耕田的故事：“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9】当汤听说相邻的葛国缺少祭祀的牺牲时，就送去牛羊；缺少谷物粮食时，就派人帮助耕种。这种帮助邻国的行为受到了孟子的褒奖。

　　西周建国之后，为巩固政权，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10】。周王朝为处理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规范诸侯国之间的行为，制定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礼仪制度，其中包括有灾荒救助的规定，这在《周礼》中有所反映。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灾祸，以桧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11】在这项专门为哀悼天下各国遭遇灾患而制定的“凶礼”中规定：当邦国遭遇饥谨和疫病时要施行“荒礼”，而“吊礼”则是针对水灾、火灾时所施行的慰问之礼。按照郑玄所注“哀谓救患分灾”【12】之意，是说诸侯邦国有灾，应分谷帛等物以赈济之。又在《周礼·秋官·小行人》中规定：“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蜩围之。若国师役，则令槁桧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灾祸，则令哀吊之。”【13】这里的“札丧”，是指遭遇瘟疫而导致某国人民的丧亡，“凶荒”也是指某国遭受的大饥荒。而“赙补”、“赒围”均有补助财物、周济食物之意。由此可见，在邦国遭遇灾害时，应当相互救济，是西周时期规定的礼仪制度。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其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推行仁者爱人的仁政。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己欲立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15】。孔子的仁政思想，推演到国家关系上，应有济人危难之意。孟子认为人应有“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6】主张“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17】。按照孟子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来推想，遇到他国危难之际，自然应做出济人危难的选择。《礼记·中庸》把“柔远人”、“怀诸侯”作为治理天下国家之“九经”中的重要内容：“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18】安抚边远之人，褒奖其善举，怜悯其不足；抚慰诸侯，尽力恢复破败的国家，有混乱就帮助治理，有危难就加以扶持，可见，《中庸》已把对诸侯邦国的安抚怜惜、扶危济难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国政。

　　墨子是主张“兼爱”的思想家，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提倡“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他明确主张：“今若有能信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19】由上可见，墨子主张帮助弱小国家修筑城池，而“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更体现了墨家在弱小国家遭遇困难时应及时提供物资援助，促其摆脱困境和危难的思想。他还主张“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20】，即是说如果将兴师攻伐他国的费用用于安抚遭受危困的国家，会收获更多的利益。

　　夏商周三代时期邦国间遭遇灾害吋的救助故事以及儒墨等家的相关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产生有一定的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状况

　　春秋战国是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共发生水灾34次，旱灾44次，虫灾20次，火灾14次，震灾18次，疫灾8次，风霜雪雹灾15次，饥荒36次，合计各种灾害多达189次，也就是说在549年的时段里，每不到3年就会遭遇一次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21】在大的灾害面前，各国除了自救之外，也在寻求外交途径，以获得救灾物资，从而克服困难，尽早恢复生活和生产。

　　春秋时期记录最早的遇灾求助事件发生在鲁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左传·鲁隐公六年》载：“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是说鲁隐公六年冬天，周朝发生了饥荒，向鲁国通报后，鲁隐公即向宋、卫、齐、郑各国转达情况，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五国共同卖粮食给周，以帮助周国渡过难关。这时的周早已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宗主国地位，各国对周的救助已改变了朝贡义务的性质，已经转变为一种出于自愿的道义举动。这种对周的救助对其摆脱困境是大有裨益的。这次救助行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左传》赞之为“礼也”，认为是合乎礼仪的善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会盟不断，在会盟时签订的载书或盟书中，包括有当某国遭遇粮荒时，应及时给予帮助的内容。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齐桓公邀集宋、江、黄等国在阳谷（今山东阳谷附近）会盟，盟辞有：“无贮籴。”何休注：“有无当相通。”【22】这就是通过盟约的条文规定，与盟各国遇到灾害等造成粮荒时，不能积存粮食不卖，而应互通有无。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又邀集鲁、宋、卫、许、曹等国在葵丘会盟，周王也派使者到会。盟辞有“无曲防，无遏籴”【23】。“无曲防”，就是不在黄河流经的岸边设堤防，以免河水淹没其他国家，造成水患。“无遏籴”，就是在同盟国之间，不得限制粮食的买卖。这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立盟国家间遇到灾难时能够及时地相互救助。

　　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七月，晋悼公率晋、鲁、宋、卫、曹、齐、莒、邾、滕、薛、杞、小邾诸国在郑之亳城会盟。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24】这一载书中的“毋蕴年”，就是要求不能囤积粮食不救他国之灾。“救灾患”则明确提出要互救灾害的要求。就是说在订立载书的十二国当中，如一国蒙受灾害，其余国家都应提供粮食帮助。并且，“救灾患”的救助要求则应更为广泛，尽管《左传》上未加详述，但也可推知，除了救济粮食外，也应提供其他形式的救助。这在春秋时期也有过先例．如在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齐、宋、曹诸国也曾为救邢国，帮助邢在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修筑新城。《左传》为此记载道：“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25】这就明确指出，作为富有的大国，救援患难，赈济灾害以分担他国的困厄，是合乎礼仪的举动。此外，在晋、楚两国签定的盟书中，也有“同恤灾危，备救凶患”【26】的内容。由此可见，在灾难来临时，有难同当，尽力救助，共同担当，是晋、楚两国达成的共识。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遭遇灾难时，出现过许多国家间及时救助的实例。发生在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遇灾、齐国相助的事件，在《春秋》、《左传》及《国语》中都有记载，其中以《国语·鲁语上》“臧文仲告籴于齐”的记载最为详细。这年冬天，鲁国发生大的饥荒，鲁国国卿臧文仲认为“国有饥谨，卿出告籴，古之制也”，主动向庄公请缨，带着鲁国的“名器”鬯圭和玉磬人齐告籴曰：“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谨荐降，民羸几卒。大惧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职共业事之不共而获戾。”极言鲁国遭遇了严重天灾，造成庄稼连年欠收，百姓饿死得所剩无几的惨状，并提到鲁国连供奉先祖周公和姜太公的祭祀都无保障，也无力进献周朝的贡品。当齐人听到臧文仲的陈诉后，“归其玉而予之籴”。【27】这样，齐国不但慷慨地卖给了鲁国粮食，而且还谢绝了鲁国的国宝“名器”。齐国也曾经给晋国以救助。曾受惠于齐国救助的鲁国也有过援助蔡国的举动。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夏，归粟于蔡，以周亟，矜无资”。在蔡国遭受粮荒时，鲁国及时地运送粮食给蔡国，以救济蔡国民众摆脱危难。

　　著名的“泛舟之役”是春秋时期国家间灾难救助的范例。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荐饥，使乞籴于秦”。当晋国发生连年饥荒，向秦国提出购买粮食的求助时，秦国大夫百里奚力劝秦穆公答应晋的请求，并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百里奚认为，遭遇自然灾害，这是各国都难免会遇到的事情，“救灾恤邻”，周济邻邦，合乎道义，行道必有后福。这实际上是对商周时期灾难救助思想的阐扬。当有人劝秦穆公趁机伐晋时，穆公表示反对，说道：晋国“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28】雍为当时秦的首都，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绛为晋都，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部一带，相距水路约有五百公里。秦国船队从雍出发，沿渭水东去，到达黄河后，须逆水北上，然后再进入汾水东行，将粮食运抵绛城。河水浪涛滚滚，船队络绎不绝，秦人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将大批救灾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晋都，因而被称为泛舟之役。泛舟之役是救助邻国危难的道义之举，也是“秦晋之好”的一段佳话。还值得一提的是，泛舟之役的次年（鲁僖公十四年）冬天，“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29】。晋国在秦国求籴时，采取拒绝的态度，这着实有悖情理。但在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又饥，秦伯又饩之粟”【30】。面对晋国又出现的饥荒，秦穆公说道：“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尽管怨恨晋国国君，但却从同情怜悯晋国百姓的道义出发，秦人不计前嫌，又赠送粮食给晋国。当然，秦穆公这样做，并不排除有笼络晋国民心的因素，但在灾害面前表现出的无偿救济邻国的举动，正树立了一个大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到了战国时期的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楚国饥荒，秦“予楚粟五万石”【31】。由此可见，秦国在对外关系上，仍在延续救灾济困的策略。也可说明，秦国在动用武力统一的同时，也在利用怀柔策略以争取民心，这也是秦国最后能够一统天下的原因之一。

　　在春秋时期，一国遭遇灾难，当向别的国家提出援助的请求时，该国如对受害国的求助予以拒绝，则会被视为不仁不义而受到谴责。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晋大夫庆郑在劝谏晋惠公救助秦国时，阐述了拒绝秦国求籴可能受到的道义上的谴责和危害。首先，这种做法是“四德皆失”的不义行为，这四种失德行为是背施、幸灾、贪爱、怒邻。秦国曾救助过晋国，而当秦国遭遇灾难时，晋国却拒绝了秦国乞籴的要求，这样做就是背弃了秦国曾给予的恩施、不讲亲近之情的忘恩负义行为；而幸灾乐祸，当属不仁；贪吝自己的财物，不会带来祥瑞；激怒邻国，有悖道义。这样背信弃义的行为，连国民也会唾弃，更何况虎视眈眈的敌国？因此，庆郑断言：“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32】对临国的灾难无动于衷，将会带来亡国之后患。这样的警告，可谓振聋发聩。后来晋之分裂及覆亡，证实了庆郑的预言。

　　春秋时期还出现过为了一国出现的大灾，多国专门举行会盟，以商议救助的事件。《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五月，宋国发生了大的灾害。“为宋灾故，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宋财。冬十月，叔孙豹会晋赵武、齐公孙虿、宋向戌、卫北宫佗、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会于澶渊。”这次由鲁国卿叔孙豹召集的澶渊会盟由晋、齐、宋、卫、郑及小邾等八国参加，会盟的地点澶渊就在今天河南的濮阳，主题就是讨论如何援助宋国，使其早日摆脱灾难造成的困苦。但这次会盟形成的决议没有得到实施。“既而无归于宋，故不书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卿不书，不信也。夫诸侯之上卿，会而不信，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左传》作者斥责这一不履行救灾承诺的行为是“宠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澶渊之盟虽然留有遗憾，但它却是春秋时期参加国家最多的专门为救助受灾国召开的“国际”救灾会议，说明灾害救助仍是当时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而“会而不信，宠名皆弃”，则为社会所谴责。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火连绵，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在不断调整本国的外交策略，这也势必反映在灾害救助方面。齐宣公九年（前447年），宋国又发生了饥荒，朌子谓齐王：“不如易余粮于宋，宋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齐固弱，是以余粮收宋也。齐国复强，虽复责之宋，可；不偿，因以为辞攻之，亦可。”【33】在宋国遭遇灾害需要援助时，齐将田朌主张援助宋国，“是以余粮收宋”，将灾害救助作为日后图谋宋国疆土的手段。这也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灾害救助越来越多地沾染了功利色彩。

三、结语

　　早在夏商时期，救灾恤邻、扶危济困，已是大禹、商汤在处理邦国关系时所施行的仁政。《周礼》的“凶礼”和“荒礼”申明确记载了西周宗主国与“封建”邦国及邦国之间灾害救助的礼仪。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等诸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有邦国间灾害救助的内容。各邦国在订立的盟约中多把灾害救助列入其中。并且，春秋战国时期更出现过像“泛舟之役”那样出于道义的灾害救助实例。当然，春秋战国是以强凌弱、争霸不息的动荡时代，各大国多在为一己之私利而勾心斗角、相互利用，甚至尔虞我诈，穷兵黩武，邦国之间的灾害救助也难免带有功利色彩，有的甚至把灾害救助作为战争手段的补充。但从另外的视角看，救灾恤邻、扶危济困的事实也表明，即使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混战年代，维系人类生存及发展的基本道德精神和理念也未曾泯灭；并且，无论动机如何，对受害国的灾难救助，总会或多或少地减轻受害国人民的苦难，有利于缓解纷乱不息的社会矛盾。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

【2】对春秋战国灾害史的研究，多集中在灾害发生的类型及政府对内采取的措施，如：李向军《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吴十洲《先秦荒政思想的研究》（《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及卜风贤《中国古代灾荒防治思想考辨》（《中国减灾》2008年第11期），但还少见专门对春秋战国时期国家之间灾害救助的研究。

【3】《尚书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9页。

【4】【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38、1642页。

【6】《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l页。

【7】《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l985年版，第409页。

【8】黄怀信等：《逸周书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4页。

【9】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7—148页。

【10】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3页。

【11】【12】《周礼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9页。

【13】【18】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702页

【14】【15】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43、134页。

【16】【17】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8、52页。

【19】【20】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3—124、97页。

【21】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本文主要根据以上著作统计。

【22】《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8页。

【23】焦循：《孟子正义》，第497页。

【24】【25】【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89—990、278、856页。

【27】《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8页。

【28】【29】【30】【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45、348、367、348页。

【31】《史记》，第2lO页。

【33】《战国策》，第470页。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郑州　450052）

原刊《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

　　《论语》中有一则关于税赋讨论的记载。鲁哀公认为，解决收成不好、用度不足的财政困难，最有效的办法是加税，而孔子的学生有若却给出了一份儒家的解决方案：降低税赋，回归周制。有若的理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显然，有若的税赋主张是德治主义的，从中大致可见儒家思想强烈的现实指向和浓郁的民生关怀。

儒家立场：薄赋敛和什一而税

　　周代的税赋采用的是“彻”法，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即所谓的什一而税。这样既保证了府库充实，又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鲁国自“初税亩”后，在什一而税的基础上，又逐亩什取其一，租税实际上已经增加了一倍。按照儒家的观点，鲁哀公的税赋政策已经偏离了周道，如果仍觉得“吾犹不足”，还要加赋的话，则无疑是苛政。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税率，但从《左传》和《论语》的记载中可见孔子在税赋问题上的儒家立场。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季氏富可敌国，但仍然想要在原来丘赋（一丘出马一匹、牛三头的军赋）的基础上，再另收田赋，这无疑是用重赋对百姓进行盘剥。季氏派孔子的学生冉求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以沉默来表达对季氏的不满。在冉求的一再要求下，孔子给出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敛从其薄。”即要降低税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孔子认为弟子冉求为季氏宰，自然与季氏的聚敛难脱干系，认为冉求“非吾徒也”，并让学生们“鸣鼓而攻之”。之后的孟子、荀子继承了孔子“敛从其薄”的主张。孟子提出“薄税敛”，主张“去关市之征”，免除商业税，并用同养公田的方法来缴纳土地税。荀子也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总之，儒家站在德治主义的立场，从政治道德的高度来看待税赋，总体倾向是轻税减税，让利于民。因此，什一而税一直被儒家奉为理想的税率标准，天下中正之道。

关注“倒悬”之民的生存状态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征战不已。一方面，战争必然要消耗掉巨大的社会财富，而另一方面，统治者贪欲的本性和骄奢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因国家财力的空虚而有所改变，他们千方百计把战争的耗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致使赋敛烦苛，民不聊生。以齐国为例，当时的民生状况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晋国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是断断续续进行了二百多年。经济实力是战争取胜的基本条件，各国除了积极变法，增加财政收入外，也必然会通过加赋的方式进行更残酷的盘剥和掠夺，以弥补巨大的战争开支，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不公平加剧，“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儒家对此表现出深切的悲悯与同情，孔子过泰山之侧，听到妇人的哭诉，而感慨“苛政猛于虎”；孟子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称为“率兽而食人”，把转死于沟壑、憔悴于虐政的百姓比喻成困苦不堪的“倒悬”之民。儒家的税赋讨论是针对当时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苛政而发，表达了对苛政和率兽而食人者的道德愤慨，表达了对巧取豪夺之下民生困苦的深切同情。　　

“制民之产”的富民构想

　　儒家的税赋讨论不是空泛的道德愿景，而是“制民之产”的富民构想。子罕言利，但孔子特别重视“惠”。孔子所说的“惠”，不是对一般民众而言的道德规范，而是专指政治道德规范，是为政者的德行，是“从政”的“五美”之一。孟子将“惠”解释为“分人以财”，即给人民以实惠和好处，并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明君制民之产”的财富构想：“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孟子看来，薄税敛，让利于民，使老百姓拥有基本的生活资料，有衣穿，有肉吃，老有所养，路无冻馁，这是最基本的仁政。荀子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前提，他把“国富民贫”称之为“上溢而下漏”：“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这些论述均反映出先秦儒家财富观上的民本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民富应该先于、重于君富和国富。从经济的角度讲，百姓是国家的财源，富民是为国家培养财源；从政治的角度讲，民是权力更迭中的重要力量，富民是政治稳定的根本。

德治主义并非不言财利

　　儒家在关涉民生的问题上并非不言财利，并未用道德吞没老百姓基本欲求的合理性。在治理国家的顺序上，孔子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为政三要件“足食”、“足兵”、“民信”中，孔子把“足食”看做政治的头等大事。虽然，在孔子德治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三要件不能全部满足的时候，“足食”是最先被去除的要件，“富”和“足食”只是为政顺序上的首要之事，而非为政目的上的最根本之事，但综观孔子思想的整体，孔子对于民生问题还是十分关切的。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虽然论述的重点落在“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以道制欲的精神导向意义，但显然暗含着这样的判断：如果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富与贵是可以追求，而且是应该追求的。孟子虽然讲“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似乎是完全不言财利，但事实上，孟子认为不该言利的恰恰应该是集万民财富于一身的“王”，是横征暴敛的权力集团，而对于那些父母冻馁、兄弟妻子离散的“民”来说，必须要使他们拥有恒产，拥有基本的生活资料，必须要薄税敛，让利于民，使之衣帛食肉，不饥不寒，惟其如此，才可以无敌于天下。因此，当我们说儒家是道德至上或者道德决定论的时候，是一种宏观上的总体定性和评价，所谓“子罕言利”或者“小人喻于利”，是着眼于人作为一种道德存在、超越存在的“应然”特质而立论，所拒斥和鄙夷的只是“不义而富且贵”。具体到关乎民生的问题，儒家并非不言利、否定利，而是主张让利于民，惠民富民；并非认为道德决定民生，而是认为民生决定道德。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8-04第183期8版）